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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008

    火把
    暂且停一停吧
    才不枉人们叫你圣火
     
    国旗
    也该降一下了
    万千生灵还抵不过一个君王?
    5/7/2008

    为什么

    飞鸟不会厌倦长空
    鱼群不会厌倦海洋
    为什么
    我们会厌倦这脚下的土地?

    没有人憎恨盛开的花朵
    没有人憎恨奔腾的河流
    为什么
    你们要憎恨那自由的青春?

    ——观《练习曲》《死亡诗社》有感,兼致C.P.先生

    5/2/2008

    现场播报:5月1日的北京家老虎

    [5.1原发于搜狐博客]

    作为一个记者,在今年5月1日这个特别的日子,不去“家老虎”(此绰号版权属我的朋友HBS所有,特此说明)这个特别的地点看一看,未免太不职业了。不过,今天白天我有自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在有个也当记者的老婆,到家老虎中关村店、西直门方圆店转了一圈,用镜头记录下一些瞬间。晚上,我俩又到住处附近的天通苑店吃饭、购物,顺便体察了一番。

    上午11:00左右,中关村店外有至少5辆警车、约10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

    有20名以上各国记者守候在中关村店外,当一位身穿特殊T恤的女孩(前面写着“Tibet in China,Torch in heart”,后面写着“振兴中华,反对分裂”)从这里经过时,所有人都骚动起来,但女孩一言不发,疾步走开。

    中关村店附近还有百余名市民闲坐、观望。

    中午12:00许,方圆店门口穿爱国T恤的青年。

    19:30,天通苑店。入口处树立着介绍家乐福在华发展历程的展板。旁边架子上还摆放有“做中国企业公民”的宣传单。

    天通苑店内,气球被扎成法国三色旗的模样。据我观察,这里的客流量与往常相比,并没有明显减少。

    摄影:Ellen Deng

    5/1/2008

    【转】红心的故事——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钱钢
            http://www.bullog.cn/blogs/wangxiaoshan/archives/132130.aspx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图略)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1]。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2],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道,某医院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3]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4]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5]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6]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7]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8]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9]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10]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道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11]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12]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13]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

    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14],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15]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16]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17]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18]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道,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19]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道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道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20]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21]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2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

    [1] 人民日报1949.11.13 5版,诗人柯仲平写道:“人民地球的心是颗大红心,我们能够拿红心团结全世界的人民”

    [2] 《解放军文艺》1953.10 曾刊登《碧海红心》

    [3] 解放军报 1958.04.06 3

    [4] 人民日报1958.04.21 4

    [5] 解放军报 1958.11.12 3

    [6] 解放军报 1962.11.12 4

    [7] 解放军报 1965.05.14 4

    [8] 解放军报 1963.02.11 2

    [9] 解放军报 1964.03.19 1

    [10] 解放军报 1966.03.08 1

    [11] 解放军报 1966.01.11 1

    [12] 解放军报 1963.10.17 4

    [13] 解放军报1964.01.18 2

    [14]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后来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中都有“红心”,其中杨子荣“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和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尤其为人熟知

    [15] 解放军报 1968.01.26 2

    [16] 解放軍報 1968.06.02 2

    [17] 解放军报 1968.01.07 1

    [18] 解放军报 1968.02.23 2

    [19] 解放军报 1967.07.21 4

    [20] 解放军报 1976.12.13 4 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

    [21] 解放军报 1976.10.24 1

    [22]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有小说《达姆彭的红心》;在北朝鲜,有歌曲《赤胆忠心 永葆红心》;一位金日成奖获奖作家写道:“我到祖国北部边陲看到豆满江水滔滔奔流,就联想起我国人民一片红心跟着金正日同志向前奔驰的洪流,闪出了诗情。”(http://www.kcckp.net/ch/periodic/todaykorea/index.php?contents+364+2004-02+15+8

    【转】北京奥运百日倒计时 风云起落但求平常心

     2008年4月30日《南方都市报》
     
      周瑞金
     
      1 圣火灼痛两个民族两种文化
     
      4月30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从3月30日在希腊举行奥运火炬交接仪式以来,这一个月过得很不平静。火炬从伦敦、巴黎、旧金山,传到孟买、长野、堪培拉、首尔,既受到当地居民和海外华侨、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引起一些不满于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手法的人们夹道抗议。为保证火炬的顺利传递,各国警方不得不采取线路保密、临时改道、缩短路程、暂时熄灭火炬、逮捕抗议人士等措施。一路上,支持北京奥运的海外华侨、留学生与支持“藏独”的人士频频发生冲突。象征和平、团结的奥运圣火,想不到竟如此灼痛了中国汉藏两个民族、中西方两种文化。
      办奥运,中国人近百年的企盼。当它终于要在我们的首都隆重举办的时候,忽然让我们遭遇如此尴尬。在我们两次饱蘸激情申奥时,曾经以为奥运会是在自家庭院里搭台唱戏,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崛起、太平盛世的舞台;却没有考虑到,奥运也像一架天文望远镜,把主办国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瑕疵聚焦和高倍放大。我们在潜意识中,期待全世界通过北京奥运惊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让全世界华人扬眉吐气。但我们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各国人民、大众传媒、NGO,包括某些别有怀抱的政治势力也会借助奥运,对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处事习惯议论纷纷,横挑鼻子竖挑眼。中外两种不同趋向的期盼相互碰撞,期然不期然地借奥运圣火的传递,引爆了上述的尴尬局面。奥运会的机遇和挑战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2 奥运代表中国融入世界的渴望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WTO、对外开放、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等等,都是中国人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诚渴望,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当然没必要、更不能因为外部的打压和内部的疑虑,而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的恢弘视野和博大胸襟。所谓“汉唐气象”,吸纳和消化了佛教文明,宋明理学就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唐朝两大国际化城市扬州、泉州,不仅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深深浸染,甚至可以找到犹太教、婆罗门教等国际影响较小的宗教痕迹。虽然中国在外部遭遇过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国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新月形”包围圈,在内部发生过义和团、“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排外的事件,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决心向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抗战胜利前夕,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联袂发表“开罗宣言”,宣告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这是中国用伤亡3500万军民的惨重牺牲,洗刷了近现代史上的漫长屈辱,首次与西方大国比肩而立。1969年,中共“九大”闭幕不久,与当时“反帝”“反修”四面树敌的官方口径相悖,毛泽东悄悄布置陈毅牵头,四位开国元帅研究国际问题,提出了与美国和解的国际战略调整,并在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打开了中日建交和对美外交的新局面。在“文革”末期,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陈云1973年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陈云一口气布置了10个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课题。在中国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出访日本、美国,推动中国这个大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在日本,邓小平在参观新干线和产量是中国长春一汽99倍的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在美国休斯顿,邓小平观看套马比赛,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欣然接受美国文化的标志物,那一刻被媒体定格,成为中国打开国门的象征。
      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尽管还存在冷战思维残余的干扰,中国人依然不失时机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制度化。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离开政坛前夕,应邀与美国小布什总统在得州克劳福德农场散步、荡舟,为中美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加入WTO的努力遭遇西方敌意和国内疑虑夹击的历史关口,朱镕基不畏“李鸿章第二”的骂名,出访美国,后在北京亲自出马与美国人谈判最后7个棘手问题。据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递来条子。
    没想到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进入到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国人紧张地商量了5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一举排除了。分管外贸的前副总理吴仪,积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处理中外贸易争端有礼有节。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人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立即反唇相讥:“我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赞扬吴仪是一位“极其坦率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吴仪退休前夕称她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吴仪则平淡地说:“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中国。”
      我们没有自外于市场经济。从改革前公有制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到今天,非公经济,包括私有经济与港资、台资、外资,在中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们也没有自外于高新技术,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国家和第一大手机国家,网民2.21亿,手机用户5.39亿。在经济接轨、科技接轨的同时,中国在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公开宣示以依法治国、民主政治为目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党内民主、反腐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在碎步前进。从民众到政府,中国如此支持和爱护北京奥运会,代表着一种在文化上站起来、与世界平等交流的热切期盼和诚挚努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已经整整30年,中国人民在用实际行动结束黑格尔当年的一声叹息:“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北京奥运是一场伟大的际遇。
     
      3 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民间引起反弹
     
      令中国人遗憾的是,我们与世界文明对接的善意和诚恳,经常遭到深怀文化偏见的西方媒体、政府乃至相当一部分国民的误解。当中国的年轻人喜欢美国好莱坞大片、NBA和可口可乐的时候,在日常国际交往中,我们感受最多的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蛮横打压。
      从“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南海撞机,到“中国制造”的食品安全、玩具安全,我们的民族尊严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拷问,在中国人的心头留下一道道殷红的血痕。而这些文化歧见、经济壁垒与政治傲慢、军事打击,很容易让中国年轻人联想起从鸦片战争开始积压在民族心头的百年屈辱。
      就说此次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西藏问题,它在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离心倾向,都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有关。英军侵略过亚东、江孜,藏族军队保卫家园奋起反击。十三世达赖虽然有过投英反清、流亡印度的坎坷,但最后还是幡然醒悟,回到拉萨,重新归顺中央政府,坚定地拒绝了英国人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在近现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藏族与汉族同胞一道浸泡在中华民族的苦难中,面对西方霸权,内心充满悲愤、屈辱和不平。藏民的英勇无畏,藏族领袖的深明大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让那些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心怀不轨的政治势力却步三思。
      在这一个月中,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西方某些人对新中国成立59年的政治歧视,对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168年的文化轻视,和对中国改革启动30年后和平崛起的排斥,有的甚至呈现歇斯底里的症状。CNN主持人卡弗蒂称中国人为“暴徒和恶棍”、称中国出口商品为“垃圾”的言论,就是一例。
      我对这些天来聚集在一些城市“家乐福”出口处的中国年轻人的心情表示理解,但对他们的抵制行为并不赞同。中国已经是WTO成员国,号召抵制外国商品和商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我们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中国投资环境的滑坡。不过,我也要提请西方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历史悲情的郁结,以及西方媒体和文化霸权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中对中国拙劣贬抑所引起的反弹。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西方的文化霸权值得西方社会认真反思。
      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拉萨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骚乱的事实真相,对汉藏之间丰富复杂的民族关系,做出了主观的剪裁和片面的解读。在拉萨3·14骚乱中,明明是汉人受到少数激进暴力藏人的打砸抢烧,他们却把藏人说成是大规模受害者;明明是中央政府抛金撒银支持西藏发展,引进内地人才,资助基础教育,普及现代科技,修建进藏铁路,种种努力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统统被说成处心积虑毁灭西藏固有文化,这不是缺少起码的公平与公正吗?难道西方人希望我们的藏族永远生活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以一个民族的时光停滞为代价,才能满足西方人对雪山圣域的唯美欣赏?
      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迎接奥运会的热情,也极尽讥讽。在奥运会的组织细节上,我们极尽地主之谊,虽然对国际惯例运用起来还有点生疏、笨拙,经常好心办傻事,但毕竟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世界文明主动对接的尝试,其中包括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但我们的诚意与种种努力,却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遭遇一些西方人士的围追堵截,难道他们想把中国打回闭关自守的时代才心满意足?
      在近一个月中,即时通讯软件MSN在华1500万用户,已有超过600万用户加上了“红心中国”标志。MSN上的一片红色,警示西方不要忘记任何轻薄言行,伤害的是一个大国的13亿人民!
     
      4 我们也要警惕对外的不宽容
     
      我们在抗议西方文化霸权、抵御背后各种政治图谋的同时,也要反躬自问。奥运会与WTO一样,既帮助中国分享人类普世文明的红利,同时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中国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没有免费搭载的国际体系便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学会在多元的环境下和谐相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之墙,需要从中西方两面来拆。我们自身的做事方式,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的不宽容。1972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由于安东尼奥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嚣尘上的政治说教,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遭到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奉命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给《中国》扣上“反华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后,才在外交部一个文件中承认此事“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中国文化部长访意时,特地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对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误解和排斥。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被满朝士大夫参劾为“汉奸贰臣”,著作《使西纪程》书版被毁,郭托病辞职后,回到家乡,家门口被乡绅糊上诋毁谩骂的大字报。
      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坚定而强有力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时,也需要保持和养成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并慎重对待与己不同的声音。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体保护圣火时,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她;当她反对抵制“家乐福”时,我们也不能反目成仇。同时,也不要因为留学美国的女孩王千源同情校园游行中的藏族学生,就通过网上“人肉搜索”曝光其个人隐私,侮辱她的人格和她的父母。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向西方媒体的失实、歪曲报道和恶意诽谤的评论提出严正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有色眼镜”、“刻板印象”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长期地沟通,包括做出解释、提出反批评,并坦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西方信奉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恶意和敌意的报道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表达不满,但不能指望其彻底消失。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新闻报道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大体上还是均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设法增加中国立场的感染力。新闻报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资讯封闭和文化隔阂导致的报道失实,会在事态的持续发展、后续报道中得到补充和纠正。一个奥运在即的国家,不宜因为某些失实和恶意报道,导致民众对外国主流媒体的大规模敌视。因为主流媒体的背后,可能是所在国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意与民意的对抗,只能靠对话来解决。
      加剧中西方文化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要继续提高中国内部的资讯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诚透明,新闻公开,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唯一留在现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詹姆斯·迈尔斯发回的报道,恰恰证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的真实性———警方在骚乱现场相当克制。这说明外国记者并非都是政治偏见者,更不都是敌对分子,不应一概加以排斥。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公权力需要适当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公权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放到阳光下运行。透明和开放是度过危机最好的方式。我很赞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萨骚乱后对路透社的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因外界的指责而动怒,也不会封锁运动员撰写的有负面评价内容的博客,希望奥运会成为全世界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成功举办奥运会除经济实力、体育实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会、人民素质等软实力。仅靠经济起飞、体育金牌就顾盼自雄,技压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损形象。
     
      5 处理民族宗教关系需要高度人文素养
     
      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渴望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民,与少数“藏独”暴力分子当然是水火不相容。这是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并不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需要耐心地沟通,寻求坦诚的共识。汉族作为政治、经济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的大民族,尤其需要勇于承认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勇于反思历史上曾经给藏族带来的伤害。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对藏族同胞倾注了满腔真情,中央政府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设。西藏财政每10元钱中就有9元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2007年西藏人均GDP超过12000元,高于内地不少省市。西藏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包括农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医疗补助,虽然这标准还相当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资,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与萨迦寺,组织了西藏九大佛教工程,还组织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抢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藏独”势力和西方媒体抹杀。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西藏输入富裕还不等于输入幸福。藏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对西藏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关注藏民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需求,一丝不苟地尊重藏族独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无微不至地爱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制止对草地的超载放牧,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对珍稀动物的滥捕滥杀。对于达赖喇嘛,我们要坚定地重申反对“藏独”、反对暴力的政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善于做精神文化层面的沟通和批评。达赖就擅长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诉求,包装成对某种精神文化纯洁性的捍卫。既然不少藏民依然承认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我们就要非常巧妙而艺术地运用政治抨击和精神文化批评的“两手”。
      我们也要正视和承认在西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比如基层干群关系如何更融洽,内地经商户与本地藏人如何比翼齐飞、共同致富。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族自治机制,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睿智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分解、演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因势利导,各个击破,而不是相反,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因此,处理西藏问题的有关部门领导一定要从传统政治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西藏独特社会矛盾和民族宗教的问题。
      据报道,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与美国德州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高校十几位科学家合作,通过对中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族人群和藏族人群具有共同的特异性Y染色体类型。汉藏两族有着共同推崇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包拯。在古代,汉藏之间和亲、修好、吊祭、会盟、封赠连绵不绝。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汉藏以舅甥相称。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拉萨,都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藏传佛教也在内地广泛播撒。北京的雍和宫、颐和园、白塔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庙,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灵隐寺,都渗透着藏族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西藏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的社会地位,汉藏关系的社会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对汉藏民族和谐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赞同凤凰卫视独立时事评论员的见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官员需要具备高度的民族学、人类学素养,能走进藏人的内心世界,对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乾隆皇帝为了接待六世班禅,以帝王之尊恶补藏语。英国人派驻殖民地的总督,一般都是学历史的出身,对政治学、人类学参研得很透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讲话的政治暗示都很得体。我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这是历史治藏经验的深刻总结啊!
     
      6 以平常心面对世界
     
      西藏地处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三大古文明之间,雅鲁藏布江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形成的裂缝。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拔比泰山高出3倍的雅鲁藏布江,不应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阻隔。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星期日电讯报》发表的文章说得好:“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火炬传递只是奥运会的前奏曲,下一个焦点将转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各国运动员、裁判员、游客、NGO和政府首脑来到北京,必然带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评判视角。北京奥组委一再发出呼吁,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希望北京奥运能够避开西藏、人权等问题的困扰。但我们也无法要求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都只为体育而来,更无法要求他们与我们一样观察评判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声音?这对我们融入全球化是一个考验。
      显然,政府要尽快从全能政府的角色中摆脱出来,面对国际社会,不能要求所有发言主体都从同一个视角、同一个立场发言。中央政府关注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北京市政府关注北京的安全、交通、反恐;北京奥组委关注奥运的正常进行、不受干扰。与此同时,不妨鼓励市场化媒体、NGO、网络“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成为发言主体,鼓励他们对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发表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近年来,在厦门PX事件中,在南方雪灾中,网络公民记者自发到现场踏访拍摄,发回第一手报道,弥补了正式媒体报道不足的缺憾。这次拉萨骚乱,如果鼓励拉萨居民、受害者、旅游者在互联网上讲述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对于让全世界了解骚乱真相和中国人的心声,肯定是利大于弊。至于西藏经济和人权的改善,民族政策的进步,西藏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特性的影响,汉藏之间的误解、敌意及其化解,由非官方机构和人士来评论效果肯定更好。资讯透明度和舆论多元化,是四两拨千斤、消解敌意的一个好办法。
      记得中西方关系同样很不平静的1999年,从5月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12月签署WTO中美双边协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扭转危局。从西方火炬接力风波,到北京奥运开幕还剩下100天时间,时间更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中外有识之士已在各自努力,为即将到来的人类盛会冲淡乖戾、营造和谐。
      在圣火风波的漩涡巴黎,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4月21日飞抵上海,飞机一落地就去探望了在巴黎遭遇示威者袭击的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议长给这个上海姑娘捎来一封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慰问信,信中对金晶在巴黎受到“不能容忍的袭击”“表示不安”,声明此事“不能反映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对此感到受伤是可以理解的”。在向来感情冲动的法国,政治家开始冷静下来,考虑如何缓和来自中国的愤怒情绪。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日会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奥运部主席迪克·埃伯索尔一行。在中国媒体和民众严词抨击CNN,质疑西方主流媒体对拉萨骚乱报道严重失实和敌视中国时,国家副主席出面对NBC的奥运报道表示“感谢”,并希望各媒体集团“共同努力”,使奥运会转播工作圆满进行。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表态。我们必须主动找到与国际媒体交流的办法,鼓励客观公正的报道,降低相互妖魔化的敌意。
      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经典说法是,争取温和派,把激进派晾在一边。我们可以敦促达赖喇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约束藏族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多做对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和平发展有益的事情。
      实际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营造与奥运会相适宜的开放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尊重奥林匹克惯例,中国政府从2007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在华采访限制,到外地采访不再需要专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一些过去登录不便的网站,从维基词典、美国之音到花花公子,现在都可以点击浏览了。在涉奥场所,可以销售境外报纸、期刊。中国文化部还向全世界遍撒“文化请柬”,邀请80多个国家的260多台优秀剧(节)目和近160项艺术展览,在奥运会开幕前来北京献艺。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已经出口家用电器、皮鞋、纺织品,中国还要争取“出口”思想、价值观,“出口”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和从容淡定的大国风范。奥运精神是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一部分,与多元表达的人权意识本质上是一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可能出现的某些杂音,本身也是奥运文化氛围的一部分。不宜表现出奥运在手、神圣不可侵犯的心态,动辄指责别人违背奥运精神。要避免轻率地指责人家“反奥运”。
      奥运需要主办城市、主办国的政府与国民表现出成熟的文明心态,依照理性、法制的原则,对待反对意见,营造开放和谐的舆论环境,做国际社会中值得尊敬的一员。借用海峡彼岸的一句口号:“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以这种态度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包括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差距、隔阂、误解和历史的恩怨。我们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肯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恳切陈词:“中国人想把奥运会办好这颗心是真诚的。我相信13亿人民微笑着面对世界,全世界人民也会微笑着对待中国。”
      科学昌明、经济全球化的2008年,不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北京奥运把一颗真心放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手心,希望我们这个星球传布理解、尊重和博爱的传奇,因为北京奥运的口号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本文亦刊发于《财经》杂志)

    【转】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单独会谈记

     
    我国政府把达赖喇嘛当成寻求分裂的国家的敌人,大多数汉人也对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支持奥运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而达赖喇嘛却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赞誉和认同。到底是整个西方世界被达赖喇嘛蒙蔽了,还是我们因为信息被扭曲而构筑了盲目的仇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持奥运会和反对藏独的爱国学生,更作为立志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分子,我都不希望看到汉藏两族的同胞们仅仅因为缺乏必要的沟通而相敌视。带着一些疑问和建议,我于4月24日中午在科盖特大学的一所私人住宅内见到了达赖喇嘛。

    其实在三月下旬,在网路上悲伤地目睹了拉萨的混乱后,我和几位朋友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大楼组织了一场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会,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驻美代表、藏青会美东负责人等西藏人士,也有哥大的西藏研究教授,还有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分析评论家等人,因为我们相信若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让不同身份、背景和视角的人士进行平等和冷静的思想交流,是化解有可能存在的矛盾和误会的最佳方法。在这场持续了3个小时、将近有180人到场的会上当然也有几位我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在那时他们就希望看到达赖喇嘛能够明确地表达对奥运会、对独立或自治以及对藏青会等问题的态度。

    所以在4月22日,我和一位朋友驾着没有导航系统的车,曲折地在高速公路系统上摸索着。但幸运的是我们按时赶到了科盖特大学,在那里达赖喇嘛正在举行一个关于"幸福人生"的演讲。据说一共只有三千人的科盖特大学,在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将近五千人。坐在两块硕大屏幕之间的舞台上,虽然有时夹杂着可以理解的语法错误,他活泼而充满诚挚的谈吐显示出过人的敏锐和反应能力。在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和问答过程中,幸福、宽容、理解、怜悯和同情一直是他的主题。在五千人带着满足和愉快的表情慢慢走出会场时,我看见场外大约二十多名中国同胞们正激情地喊着"我们是一个家庭,不要拆散它!"可惜因为感冒,嗓子干燥嘶哑而让我无法和同胞们有着更多交流。但我想在见到达赖喇嘛本人时,我一定会问他我们所关心的一些尖锐问题的。

    24日早上9点,在科盖特客栈,一个拥有着古典装饰的美丽旅店里,达赖喇嘛在会见了科盖特大学的佛教学生后举行了一场中文记者信息发布会。走进小会议厅时,他热情地和每一个记者握手,包括新华社在内有大约上十家媒体出席了会议。有位女记者误将哈达戴在了达赖喇嘛的头上——按照习俗,晚辈在敬献哈达时是应该放在长辈手中的。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他阐述着非暴力的理念,全面支持汉藏大团结,支持维护社会稳定,也不争取独立,支持奥运会并希望到北京观看奥运会。

    终于在中午12点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走近了一座乡村别墅,在20米开外的入口处,装扮酷似007的几个便衣警员非常友好地给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当他们问我在哪儿读书时,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问他们在哪儿工作——原来并不是传说中的CIA特工,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在门口,达赖喇嘛和一位同样穿着藏袍的高僧以及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亲自迎接我们的到来。按照藏人的礼节,我与他握手、向他敬献哈达后,他用中文说着"欢迎"邀请我坐下来。我提到当前全球围绕西藏问题各方情绪高涨的根源也许在于信息的局限以及缺乏和汉藏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将心比心的交流,并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

    达赖喇嘛觉得,在这些事件中,双方都过于情绪化,并从历史角度解释了藏人的不满情绪的成因:在元朝以前,西藏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并不属于中原政权。自元朝以来,从西藏人的视角来看,和中原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更像牧师和贵族那样作为精神导师;而且在1949年以前,藏人是不用(向中央政府)缴税的。后来,西藏名义上在中国政府的管辖时,在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年代,其他省份的中国人有时候会来西藏搜刮一些钱财,甚至产生冲突,会烧毁一些寺庙。即便如此,西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1949年以后,解放军进入西藏,新政府显然更强大,更有组织,可西藏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控制。1956年开始了(土地)改革,改革当然是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所使用的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手法却很难以让藏人接受。与中国内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不同,在西藏,大多数地主和农奴相处基本融洽,就像一家人中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改革开始后,地主被投入监狱,农奴被要求殴打地主,而农奴在这种情况下却常常保持着沉默,甚至哭泣。简而言之,在西藏的改革中所使用的方式和在中国内陆所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而这种粗暴简单的方式并不适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因此西藏人才开始产生怨恨,才有起事的开始——从西藏到56、57年的(原)西康,并在57、58年蔓延到整个藏人居住区域,其间有不计其数的西藏人失去了生命。而中国士兵也估计至少有几千人阵亡。达赖喇嘛感叹道,"我想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

    在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同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了北京和其他几座城市,并见到了几位领袖。达赖喇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非常虔诚、非常动容,他说:"毛主席亲切地坐下和我缓慢地交谈,尽管不时有点咳嗽。我也有机会去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一些重工业——从幼年开始,我就非常喜爱各种机械,所以我对大工厂都很感兴趣。在地方,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市长和我们一起宴会干杯,畅饮茅台酒,尽管我不能喝酒。我们见到了各级官员还有很多党员,很多都参与过长征。在那时,我也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兴趣,所以当我在北京时,我对共产党的官员说我希望加入共产党,他们告诉我'等一下,等一下。'1955年夏天,我从北京离开,在回西藏的途中,我见到了张国华司令员,非常棒的好同志——张国华同志,他正在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告诉他,去年在这条从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内心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而现在走着同样一条道路,回到西藏的途中,我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

    "在那时,不仅仅我愿意加入共产党,还有几百西藏人那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30-40年代,我知道有一个西藏共产党人,来自于我的故乡,他的鼻子受过伤,自豪的告诉我们称,这个鼻伤是打日本人时弄的,他参加过中日战争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一员。至于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几乎就是个候补党员。国民党、清政府总是把我们当成少数族群看待,但这些中国人,这些非常有革命精神的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人不一样,非常献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平等和兄弟民族间的团结。所以包括彭措饶杰等人都对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感到非常自豪。毛主席自己在'17条'(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简称)中,有一条就提及军政委员会,我们虽然很害怕'军'这个字,但我们看到 '自治'的框架时都非常高兴。1956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是他第一次强调统一的自治区,现在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西藏藏区"的意思,当时就是陈毅保证的。"

    从达赖喇嘛的谈吐和感情流露来看,他是真诚地缅怀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非常珍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对于一个绝大多数人把达赖喇嘛当作神来敬拜的广大区域,至今没有发生长期、大规模的流血抵抗和冲突,没有达赖喇嘛非暴力的巨大影响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认识到部分藏人的不满情绪也是事出有因这一实际情况,从而在处理西藏具体事务上多一些灵活性,"那么藏人对汉人的忠诚会自然的到来。"

    就在这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时间不多了,达赖喇嘛马上要前往机场启程离开美国。我得赶紧进入下一个话题,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那就是寻求创造多元化的渠道加深汉藏民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是真正的民族大团结所必需的。我向他提议创办一个网站并组织汉藏学生公开信互写活动,中英双语,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还可以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举办汉藏学生电视辩论。他表示此类想法非常好,这样在危机到来时,大家可以相互讨论了解情况,而不至于相互敌视或仇恨。同时我还提及我的一个电脑工程师朋友志愿拍摄藏人在印度定居点的生活的纪录片,他都非常高兴并要代表处给与充分支持。他还接受建议出国访问每到一处都争取组织和当地最普通的中国学生和移民进行见面座谈,交换想法,消除偏见。

    甚至在大藏区的问题上,他也持着非常大的讨论余地。我建议他在有生之年不惜一切代价回归西藏,若出现双达赖的情况,不仅对汉藏两个民族都没有半点好处,而且由于他非暴力的影响力消失,暴力局面的出现是全世界人民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处理大藏区的问题上,可以灵活一些,甚至放弃大藏区的主张。他告诉我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反对将讨论局限在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可是其它藏区的藏人把所有的信心、支持和希望都投入在他身上,再说就从文化和感情的角度来说,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居民也是无法割离的。在他看来,他所希望的只是藏人居住区的内部事务由藏人自己决定,西藏地方政府由懂得藏语和藏族文化的藏人来担任主要职务,对于文化和语言的保护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仅此而已。而他自己若回到西藏,不会担任任何职务,将完全进入退休状态,把个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完全交给当地政府。我想,既然我国政府极具政治智慧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保证了港澳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西藏的政策是否也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达赖喇嘛几十年反复重申绝对不寻求独立的保证下,这种藏人治藏的形式应该有很大的商讨空间。即使有些有争议的细节难以很快定夺,任何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交流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准备了9个问题最终只临时挑选地问了5个:

    1. 你寻求独立吗?为什么?
    他非常坚定的回答"不!",因为"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经济强大的中国能给我们巨大的帮助,让600万藏人过上美满的物质生活。"

    2.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4月8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喇嘛是农奴制的头目代表,农奴制在旧西藏融合了政治和宗教。达赖喇嘛所寻求的'中间道路'目的是恢复他自己的'过去的天堂',让百万自由的农奴重新回到过去的黑暗的桎梏。"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寻求神权农奴制吗?
     他笑着说,"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决不会去恢复旧的制度,早在1969年,我就清楚地表示过,甚至'达赖喇嘛'这个角色是否继续存在,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3.中国媒体把藏青会描述成一个支持暴力的恐怖组织,并且指责您和藏青会在演双簧来共同分裂中国。您如何解释您和藏青会的关系?
    达赖喇嘛回答说:"在最初,我们觉得'(西藏)青年大会'作为一个青年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其他任何社区的青年组织那样,青年人是未来的基础,可是在大约1974年,我们已经肯定,迟早我们会回归中央政府,所以'独立'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中间道路',即不是现在的情况,也更不会是'分裂'或'独立'。可是渐渐地,藏青会变得越来越批判我们不寻求独立和分离的立场,所以从最初开始,当然他们也是藏人,也是佛教徒,也经常会来见我,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清楚地向他们表示,你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也经常批评他们,认为他们的立场是不现实的。"

    4.当您转世以后,而新的达赖喇嘛很年轻时,谁会接替您对非暴力"中间路线"的倡导?另外,您认为中国现在西藏人接受官方的班禅喇嘛吗?
    "希望今后的发展还不至于涉及到我的转世这个问题。可两个班禅喇嘛这个问题,我觉得藏人大部分内心对官方的班禅喇嘛并不是非常忠诚,所以对汉藏的共同利益而言,最好能避免类似的争议。"

    5.中国对西藏在近50年有很多投资,在你看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今后最应该把经济资源用在哪些方面?
    "基层的藏族群众应该能够从中获益,这一点至关重要,比如,在地方应该兴建更多的医院、学校和其它经济项目。"

    在会面结束后,他拿着奥运T恤衫真诚地说:"我拿着这件衣服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支持奥运盛会应该在这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举行——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用藏语挥笔写下:
     
    祝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辉煌发展,从而为全世界的和平进程做出作卓越的贡献!

    达赖喇嘛
    2008年4月24日

    回学校以后,藏语教授告诉我说,达赖喇嘛的这封信中所用的"中国"一词是来自于汉语拼音的词汇"zhong guo",特指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并没有使用藏文中原有的"中国"(Gyanag),代表传统的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

    这次大约75分钟的会面我感受到了达赖喇嘛的诚挚和热情,他对非暴力的倡导、对奥运会的支持和对不寻求独立的承诺都和他在西方世界的一贯言行是一致的。作为一名80后的普通留学生,至少在我看来,今后西藏的未来不仅仅需要我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共同对话和商谈,消除误解和仇恨并促进真正的汉藏大团结更需要两族人民之间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而这也是我此行的根本目的。
     
    孔灵犀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专业大四学生
    2008年4月26日

    【转】一个美国青年给中国青年的18条建议

     
    是我前年教过的一个美国小伙子所写,他现在在中国工作。他能写这些我不意外,因为他一直对中国的事情很热心,我认真把它们逐字翻译在这里。我们中国的青年,实在是太需要与这个世界沟通了。
     
    出于他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位美国青年写道:“近来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带给中国尊敬或荣耀。相反地,在外人眼里,这些行为使中国看上去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uncivilized and brutish)。我想帮助我的中国朋友,尤其是那些旅居海外的人,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恰当的处理西方的政治争议,这样他们就能更好的让外人了解他们的祖国,修补中国的国际形象。。。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成功!”

    在建议开始之前,他说“我有些担心我所写的东西有点儿‘训导’的味道”( I'm a little concerned that what I wrote might seem patronizing. )
     
    下面就是他的详细建议,共五段十八条:
     
    一、如果你看到西方媒体的反华失实报道:
     
    1. 给该节目编辑写一封有礼貌的信,指出问题所在,用逻辑来支撑你的观点。(要文明的体面的表达你的观点,给编辑写信是个好办法 ---而且你的信可以被免费发表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DO write a polite letter to the editor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 giving a logical argument to support your position. (Letters to the editor are a respectable, civilized way to express your opinion—and you can get it published for free)
    2. 如果某些照片或视频片段是错误的或具误导性的,自己制作一段冷静的、有信息含量的视频解释为什么那些东西是错的。(人们愿意观看冷静理性的视频并从中学习)
    DO make a calm, informative video that explains why a photograph or media clip is wrong or misleadi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and learn from calm, reasonable videos)
    3. 不要写怒气冲冲的、丧失理性的充满了个人攻击和共产主义政治魔咒的抗议信。(如果你的信怒气冲冲,人们不会尊重你的观点。人身攻击时歇斯底里的表现,会被置之不理。共产话语的特点一目了然,如果人们认为你只是简单的重复政府的宣传的话,没人会搭理你)
    DON'T write an angry, irrational protest letter with an argument based upon ad hominem attacks and Communist political mantras.(If you write an angry letter, your opinion will not be respected. Ad hominem attacks (irrelevant criticism of a person's character) will be rejected as desperate. Communist language is very easy to spot, and people will disregard you if they think you are simply repeating government propaganda.)
    4. 不要制作怒气冲冲毫无逻辑的视频,目的就想告诉西方观众他们是白痴。(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侮辱你的方式纠正你,你一般很难接受,尤其这种纠正还毫无逻辑可言,这段YOUTUBE上的视频就是绝佳的反面教材,http://www.youtube.com/watch?v=x9QNKB34cJo。它不止侮辱了观众,还大肆宣扬一些毫无根据和逻辑的论断,比如CIA现在还在支持打来拉马。)
    DON'T make a video that makes angry, illogical statements and tells the Western viewer he is an idiot. (It is difficult to accept correction from a person who insults you, especially if he does it illogically. This video on YouTube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what NOT to d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9QNKB34cJo. It insults the viewer and makes unsupported and illogical claims, such as saying the CIA still provides support to the Dalai Lama.)
    5. 对那些进行了不实报道的媒体,一不要呼吁禁止,二不要暴力攻击。(有一点很重要,西方媒体并不受政府掌控,所以不要太把它们的错误和偏见当回事儿。保护言论自由同样要保护那些错误和不公正的言论,为使我们免受政府暴政之害,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DON'T call for bans or violent attacks against publications or broadcasters who make unfair statement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since Western media are not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their errors and biases should not be taken so seriously. Freedom of speech even covers speech that is unfair or wrong; this is an important protection against government tyranny.)
     
    二. 如果一个外国人和你在藏藏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6、尊重人们不同的文化,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与你不同。(举个例子,美国人通常对各种"独立"运动都抱积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美国的好日子完全归功于美国的独立。还有,别国的人通常对政府抱有更多的怀疑,尤其是对中国中央政府这样的极权政府)
    DO respect the fact that the person's culture is different, and that he views political and moral issues differently. (For example,Americans often have a positive view of "independence" movements because they think of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came from American independence. Also, people from some countries are more suspicious of government, especiall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ik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7、请记住他没有长在中国,所以他接触的是关于藏藏的不同信息,其中的某些比你在中国得到的更准确。(在学习藏藏体验藏藏文化方面,中国人的优势在于你们有更多机会,而外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政府的宣传、审查和欺骗的干扰)
    DO realize that since he didn't grow up in China, he has access to different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some of which is more accurate than what you learned in China.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nd experience Tibet. Foreigners have the advantage of learning about Tibet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Chinese government propaganda, censorship, and deceit.)
    8、与之友好的辩论,晓之以实动之以理。(可以争论,不要感情用事,最好是你们都能从中学习)
    DO have a friendly debate based on facts and logic.(Have a little debate. Don't get emotional. Hopefully you will both learn something.)
    9、不要直斥别人所知的所有都是错的。(他对藏藏所知的一点一滴未必都是错的,善意的纠正比直斥别人无知更有礼貌)
    DO have a friendly debate based on facts and logic. (The person is probably not wrong about everything regarding Tibet, and it is more polite to gently correct than to tell him that he is ignorant.)
    10、当你手头没有证据时,就别把话说绝。("藏藏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判断。对于藏藏与中国的联系你必须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
    DON'T make absolute statements that you cannot readily support.("Tibet was, is 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 is not a complete argument. You must provide convincing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tie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三、如果一个中国人和你在藏藏问题上有分歧:
     
    11、要尊重观点的不同,尝试理解为何有人与官方意见不同。(再次强调,我认为"不同"是最好的老师)
    DO talk about your differences of opinion respectfully and learn why some people disagree with the official Chinese position. (Once again, I think it is best to try to learn from someone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12、不要直斥别人为"卖国贼",并以暴力威胁对方及其家庭的安全。(与中国政府意见不同并不等于叛国,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永不可恕!他们让中国看上去既不文明又凶巴巴。中国人对待他们同胞杜克大学的王千源的方式让我不寒而栗)
    DON'T denounce the person as a "traitor" and threaten him or his family with violence. (Disagree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ifferent from betraying China. Violence or threats of violence are never excusable, and they make China seem nasty and uncivilized. I was appalled at the way Grace Wang at Duke was treated by her fellow Chinese citizens.)
     
    四、如果抗议者干扰了奥运火炬传递:
     
    13、对那些少数处于政治目的干扰火炬传递的人,要表达你的失望和不安。(你也许会发现很多人同样对这次奥运被如此政治化表示失望,但很多人也确实认为中国政府"出来混久了该还点儿了")
    DO express your dismay that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have decided to disrupt the torch relay for political purposes. (You will probably find many people who are also disappointed that the Olympics have become so political—but many people also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erves to be embarrassed.)
    14. 问问你的朋友他们是否认为这种干扰有情可原,如果他们的观点与你不同,要在尊重的基础上互相讨论。(反正奥运已经被如此政治化了,正可以借此讨论这政治化应该到何为止?)
    DO ask your friends if they think these disruptions are acceptable,and have a respectful discussion if your opinions differ.Since the Olympics have already become so political, the attacks on the torch provide a good starting point to discuss what the limits to this politicization should be.
    15、别把火炬受干扰当成那整个城市或国家不可饶恕的罪过。(火炬在巴黎和三藩受阻并不代表大部分法国人和美国人就是反华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就是漠不关心。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也不能责怪法国和美国政府)
    DON'T behave as though disrupting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is an unforgivable sin on the part of an entire city or nation.(The fact that the torch relay was disrupted in Paris and San Francisco doesn't mean that most French or most Americans are anti-China. Most of them don't really care. You can't blame the French or American governments, either, without serious evidence.)
    16、不要试图通过抵制和暴力骚乱"惩罚"外国公司。(为了她的某些民众所为就"惩罚"这个国家是错误的,抵制家乐福对家乐福影响有限但很可能伤害到其中中国员工的利益,以及在家乐福出售产品的中国公司的利益。在家乐福组织骚乱真的让中国看上去非常落后和愚蠢)
    DON'T try to "punish" foreign companies with boycotts and violent mobs.Not only is wrong to try to "punish" a country for an insult made by some of its citizens, boycotting Carrefour will not hurt Carrefour much and will mostly hurt Carrefour's Chinese employees, and the Chinese companies whose products are sold at Carrefour. Forming violent mobs at Carrefour makes China look really backward and stupid.
     
    五、如果某人侮辱了"中国"或"中国人民":
     
    17、当这人说"中国"或"中国人民"时,弄清楚他的意思是不是"中国中央政府"。(用"中国"指代"中国政府"的用法非常普遍,就像人们也常用"美国"指代"美国政府"一样。当西方人批评中国政府时他们并不是在批评全体中国人,他们知道中国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政治领导人)
    DO think carefully about whether the person means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when he says "China" or "the Chinese." (It is very common to say "China" when speaking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ust like one would say "the U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US government. Furthermore, when Westerners criticize China's government they are not
    blaming all Chinese; they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choose China's political leaders.)
    18、对一个在很多事情上都习惯口出狂言的人,别把他当回事儿。(像Jack Cafferty, Lou Dobbs 和 Bill O'Reilly这些人,他们的职业就是口出狂言,要靠这个养家糊口。他们把那些愚蠢冒失的话挂在嘴边是为了吸引眼球。所以当他们对中国胡说八道时,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而不是呼吁严惩。就因为某人在电视上说了些关于中国的蠢话就如此敏感,多荒唐啊!)
    DON'T feel like you need to respond if the person frequently makes outrageous statements on other topics. (People like Jack Cafferty, Lou Dobbs and Bill O'Reilly are paid to be provocative. They say silly, offensive things all the time because more people will watch them. So when they say something silly and offensive about China, the best response is to roll your eyes, not to call for severe punishment.Americans think it's ridiculous how sensitive the Chinese are about one man saying some dumb things about China on TV.)

    【转】北京奥运:与民主进程无关

     
    五一劳动节,劳动劳动,把最近看到的有价值的文章都转贴一下。
     
    北京奥运:与民主进程无关

    2008年4月22日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van Ramstad / Gordon Fairclough
     
    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官员决定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中国的时候,他们想到了首尔。首尔当年获得奥运主办国资格的时候也曾引起很大争议,但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最后仍成功召开。
    首尔赢得主办权时还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是奥运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了这个国家的反政府示威,最后该国领导人作出了让步,修改了宪法并举行了自由选举。
    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说,奥委会当时希望,北京举办奥运或许也能促使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中国一些官员也赞同这个想法,他们暗示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改观。
    时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在庆祝北京获得主办权时说:中国将在改善人权的问题上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九十年代,袁伟民曾批准将体育场馆用来作为司法系统举行公判大会的地方。
    但批评人士指出,眼下距离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了,而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承诺仍没有兑现。他们指责中国政府对内压制不同政见,对外则向苏丹和缅甸等独裁政府提供支持。
    近期在西藏地区发生的暴力抗议事件再度引燃了人们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之声。来自若干团体的激进分子针对北京奥运会和火炬传递活动进行了抗议,为的是让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各种诉求──从新闻自由、人权运动到对法轮功宗教活动的打压等。
    而从目前结果来看,庞德说,中国和韩国在内部社会生态和所处环境上都有明显不同。他说,首尔奥运前夕,韩国正处于巨大政治动荡前的阵痛中,而且它希望自己能成为可与日本抗衡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但中国社会没有类似的需求。
    韩国当时出现的大规模公众不满和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最终导致了军政府的垮台,但观察家们说,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迹象。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政治上的进步非常缓慢,这次的奥运会或许能加速业已发生的变化。
    在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看来,奥运会是对他们眼中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层面所取得巨大进步的一次隆重庆典。在中国人心目中,当今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和自由。
    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第30个年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不再奉行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向全世界敞开了国门。这30年来的变化让中国从一个僵化、停滞的共产党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希望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奥运会的到来将与其种种努力相得益彰。中国正在加强其军事实力,同时也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攻势,以推行其非民主化的发展模式。中国计划在奥运会后实现首次航天员太空行走,这将成为该国宇宙飞船载人登月计划中的里程碑事件,这无疑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领导人和学者认为,从这些方面来说,北京奥运会的确可以跟1988年首尔奥运会相媲美──不过这并不是国际奥委会期待的方式。中国人认为,奥运会将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任海说,经济发展要求社会作出相应变革;中国的确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政治变革一向都是缓慢且渐近式的,因此,外人往往都会低估实际变革的程度。
    不过,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并不买帐,有些人甚至做了更刻薄的类比。
    已退休的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森恩(Alfred Senn)说,以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跟它没有什么可比性。森恩曾讲授有关奥运会与政治方面的课程,并撰写过相关书籍。他说,可作比较的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强大的政权,它们的社会、政治政策都受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对。
    中国领导人则反对做这样的类比。外交部长杨洁篪上个月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各方善意的建议和批评;但是想抹黑中国的人是不能得逞的。他说,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客试图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做法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
    不过,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活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1896年诞生以来几乎总是和政治问题纠缠不清。第一次大争论是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当时俄罗斯反对给身为其附庸国的芬兰单独计算奖牌数并举行升旗仪式。中国自己也曾抵制过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原因是反对台湾派运动员参赛。
    奥运会曾在世界大战期间停办,但政治冲突无碍它的举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前夕,该市发生了暴力冲突,数百抗议者被警察和军队杀害,但10天后,奥运会就在离流血地点不远的体育场里如期举行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更是杀害了以色列的11名运动员和教练。
    但1988年首尔奥运会产生的政治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韩国领导人七十年代就开始讨论主办奥运会可能给韩国带来的希望。撰写了多部韩国现代史书籍的Cho Gab-je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推动韩国发展经济,并削弱朝鲜。他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促使其他共产党国家承认韩国,将韩国与朝鲜彻底划清界限。
    韩国人到1987年6月时已提前完成了奥运筹备工作,高速公路、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观光酒店等相关硬件设施基本完工,但有报导称,首尔街头爆发了骚乱。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聚集到商业区,抗议全斗焕(Chun Doo-hwan)政府所做出的要求停止讨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决定。
    抗议行动让奥运会官员、赞助商和广播电视公司大为不安,他们为奥运会已投入了数亿美元资金。许多人怀疑奥运会恐怕不能如期举行。伦敦和洛杉矶的市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动作够迅速的话,他们或许能接手承办奥运会。
    此时,全斗焕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Roh Tae-woo)意识到首尔奥运会已岌岌可危。他向全斗焕施压,要求他会见金泳三(Kim Young-sam)等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金泳三将首尔奥运会跟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
    1987年6月24日,金泳三与全斗焕在青瓦台韩国总统府举行了会谈。金泳三在最近接受采访时回忆到:我当时想,我一定要说服他改变立场。我离开那里的时候觉得,他应该是听进去了。
    五天后,卢泰愚宣布,韩国将接受抗议者提出的要求,修改宪法并举行大选。12月,卢泰愚成为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1992年,金泳三继卢泰愚之后当选第二任民选总统。
    有资料显示,在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全斗焕拒绝接受采访,自下台以来一直对媒体守口如瓶的他希望继续保持沉默。
    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不像当年的韩国,国内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变革呼声及运动。据中国零点调查公司(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对城乡家庭数年来的一项调查显示,2000至2007年,公众对中国政府处理社会事务的满意度及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有明显上升。
    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与当年的韩国不同。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强大,其他国家不可能冒着损害自己国家财富和消费者利益的风险去要求中国进行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在3月份的西藏骚乱爆发之前,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遭到的最主要指责都是针对外交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做法等。有些时候外界的压力似乎促使中国对外交政策作出了一定调整,而且肯定也对中国在决策时听取公开意见有所推动。
    去年9月,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团成员参观了解放军的一支工兵部队,他们正在为参加联合国和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在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做准备。记者们看到,士兵们正在演习搭建难民营、架设轻便桥梁。
    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局戴少安大校表示,中国有义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美国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今年2月因不满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做法而宣布辞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之后,中国达尔富尔特使刘贵今以相当严厉的措辞予以回应。他承认达尔富尔的现状是一种人道灾难,但他说,中国政府正在敦促苏丹政府在允许维和部队进入冲突地区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斯皮尔伯格发表上述声明后不久,布什总统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他仍计划出席奥运会。他说:我跟斯皮尔伯格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平台。
    我会跟胡锦涛主席讨论此事。他还说:我的确将提醒他,在解决达尔富尔灾难方面他可以做更多。我想,在奥运会期间人们应该会有很多意见要表达。
    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对其行为的解释总是与外界的期待和愿望相左。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时北京方面开始打压国内的异见人士,这引发了人权组织的极度不满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曾借北京奥运会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知名异见人士之一胡佳4月份被北京一家法庭判处3年6个月监禁,理由是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竭力赞成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人士希望,此次体育盛会能有助于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湘林说,我们希望人们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更多了解,理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们应给我们更多时间。
    北京体育大学的任海教授说,从奥运会筹备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在发生改变。比如,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原来设计有一个可打开的屋顶,但有工程学专家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设计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可能效果也不理想,最后有关方面取消了“屋顶”的设计。政府原来还计划在奥运会会址通道附近设置一连串塑料材料做的水池,后因环保团体的反对而告罢。
    任海说,这样的事情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我们正在用更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
    任海和罗湘林认为,如果西方激进人士的批评太过激烈,那么有可能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毕竟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西藏不应该独立、台湾也不应自行决定其未来;中国人对外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缺点不停指手画脚的行为感到很愤怒。
    罗湘林说,中国人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的反应会很情绪化,如果看到负面评论就会大动肝火。
    任海说,奥运会或许能让中国人变得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更加坦然。他说,中国人应该学会容忍不同意见,应该接受有益的批评。我们的确存在问题,比如空气污染很严重。这一点每个人都能看到。谁能说我们已经很清洁、很环保了?没有,也没人会相信。
    任海和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在中国继续快速变革、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渐提升之际,对中国来说,奥运会并不是一个达到顶峰的象征,而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助力跳板。任海自问到:是中国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中国呢?他的回答是:两者都会改变;人们需要看到真相;而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