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学校的演讲比赛，主题大概是“爱我中华”。其中引用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话：“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

我记不清当时自己有没有热泪盈眶了，也许，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早已紧张得顾不上激动；但我能够回忆出，至少在写那份演讲词时，我的内心是热血贲张的。那时的我，是一个单纯、热忱的爱国少年，毫不怀疑教科书上的每一句话，当然更不会怀疑那些充满爱国主义豪情的谆谆教导。

可是后来，我的想法起了变化，开始意识到爱国不应是无原则的，一个国家值得爱的首要前提是它要爱自己的国民。再后来，我更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一个国家与爱一个政府是两码事，爱一个血缘、文化或者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与爱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是两码事。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丢失了我的爱，也不意味着我蜕变成了一个国家虚无主义者——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我懂得了爱与恨的辩证法：很多时候，爱其实会表现为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想起来这些，是因为下午接到LP的电话，谈了他们最近关于XZ事件的一些工作安排。在德媒供职的这几年，LP常与我谈起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扰，除了沟通合作方面的问题，最令她疑惑的就是作为中方雇员在外媒中的角色定位。一个新闻人、一个西方媒体的新闻人、一个在西方媒体服务的中国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往往使人感觉有精神分裂的危险。

毫无疑问，就选题的倾向而言，外媒更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那些灰色甚至黑色的东西。这难免会遭到中国方面（包括政府、被采访对象、旁观者）的不理解乃至杯葛，她自己也经常为此承受巨大而复杂的心理压力。外媒的这种倾向，似乎也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中国官方以及民间许多人对他们的指责，诸如有色眼镜、傲慢与偏见等等。

但是细想一想，追逐阴暗面原本就是媒体的天性，也是媒体的天职。为什么《南周》揭黑被认为是伸张正义、有人文关怀，外媒揭黑就要担负“别有用心”、“亡我之心不死”的骂名？（当然，官方和民间也是有所不同的：官方抗拒一切揭黑报道，不管外媒还是内媒；但在“一致对外”这一点上，官民之间显然更容易达成共识。）

我和LP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平心而论，以我们的经验和观察，西方人——当然也包括西方的媒体人，对中国的确是存在某些偏见的，这可能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能基于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制度优越感，也可能基于他们对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现在却突然崛起的大国的防范和嫉妒……但是，更多时候还是基于不了解导致的隔膜，因此这些偏见并不像近来我们的官报官台所宣传的那么夸张，也没有那么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就西方媒体的日常操作来看，总体上是合乎新闻道德和职业规范的，或者说是力求客观真实的——至少，要比我们的许多国内媒体好得多。

而人们对于外媒的抗拒甚至敌视，要么，是受了官方舆论灌输的影响和自身经验的误导，以为人家的媒体也跟咱们一样，是政府的传声筒和马前卒，新闻报道的立场就是代表国家、政府的政策，全然不知还有“自由媒体”、“独立媒体”这回事；要么，就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爱国情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自家的事关起门来怎么骂都可以，却万万容不得外人染指。尤其是后者，往往会不经意间煎熬我们的情感，左右我们的判断——就连我们这样自以为懂得一些道理的媒体人，也需要时时地与这种心魔作战。

这几天，一根火炬烧红了中国人的爱国心，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假如此刻自己也身在国外，是那些留学生或是华侨华人的一员，是不是也会加入到他们的红色海洋当中？纵使我再懂得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道理，置身于那样一个庞大的“气场”，会不会也被吸纳进去？特别是，当有西方人冲着你的东方面孔大喊“Shame on China”、“F**k China”的时候，当有人指着你的鼻子鄙夷地说“中国人都被洗过脑了”的时候，你还会保持自己的理性和风度吗？

坦率地说，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因为我实在不敢保证。

或许，那些被我们讥讽为粪青的年轻人们，也并不都是力比多过剩得无处发泄的狂热分子，并不都是自以为政治正确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有时候，爱国激情真的是被“激发”出来的。

昨天凤凰的锵锵三人行，也提到了火炬风波中留学生的爱国热情比国内更高涨的现象。程益中认为这是由于远离故土之后乡愁情结带来的美化作用。我则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海外的中国人平时尝够了被洋人歧视的滋味，这次的反击其实是“新仇旧恨”的总爆发。可是再深究一下，这种歧视有多少是来自西方人的种族意识？又有多少是受了国家政治形象的牵连？还真不好说。

事实上，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多数人都不可能一直自觉地把一国的政府和国民截然分开。当年北约炸了中国的大使馆，中国人不也是见了蓝眼睛高鼻梁的就抗议吗？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又有几个是把所谓军国主义者与普通的日本人区分开来呢？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快要把自己绕进去了，还是赶紧绕回来吧——我现在惟一庆幸的是，自己不在那个现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发表一些议论。

我想说的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的思维，要认识到：一个国民的尊严固然有赖于国家尊严的投射，但国家的尊严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强盛、富有，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游离甚至对立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它的国民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一个国民，如果不想为国家的过失背书、买单或者背黑锅，最好的办法就是致力于推动他的国家更快地走向进步和开明。这也才是真正的爱国。

所以，我们绝不能赞同以暴易暴的对抗式爱国主义，亦不能赞同动辄以断交、抵制X货相要挟的自闭式爱国主义。点燃仇恨的火焰，最终必会烧到自己。纠正偏见、化解分歧，惟有宽容、开放和交流才可达成。一个总是藏藏掖掖的国家，一个连自己的国民都无法充分获取资讯的国家，有什么底气指责别人的偏见？

还有一件事情很令我沮丧：在这场冲突当中，许多西方人的偏见虽说是源于对中国的无知，但支撑其后的却是他们对自己价值观的信仰和坚守，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在我们这里，似乎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利益”——别人围堵我们是出于利益，我们反抗他们也要剥夺其利益（诸如“抵制X货”）。

我们这个创造过那么多伟大的精神财富的民族，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惟利是图了呢？

（4.10-11）

梁文道 

一
 
　2006 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他在會上批評當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虛華作風不僅庸俗，而且有違佛教義理。幾天之後，西藏各地就有人紛紛公開焚燒價 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當地官員大為震怒，認為這是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子的精心運作」，然後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為它們證明了黨的德政使 大家過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來檢證大家的「政治覺悟」（關於這次事件的詳情，可以參見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見的西藏》）。

  這樁近乎鬧劇的事件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北京為何在國際民間外交的戰場上佔不去達蘭薩拉的上風，二是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先談第一點。現在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得罪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間社會的層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對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達賴喇嘛 甚至可能是位比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還要受歡迎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極少談及本篤十六世關心的墮胎和「性氾濫」等很容易被人批為保守的議題，他的主題一直是 和平、寬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贏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沒有多少人會對他有惡感。

  為什麼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獨的集會遊行，我們都會看見一大群演員、名流、作家和知識分子站出來支持他們？相反地，支持中國政府的「國際友人」這時都到 哪裏去了呢？對很多人來說，達賴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價值觀，他對西藏的種種訴求則符合了當今人權觀念的整個論述。再赤裸點說，大家會覺得聲援達賴 喇嘛是為了「義」，給中國面子反對分裂則是為了「利」。

  再也沒有比06 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達賴喇嘛的主張不只出自慈悲，更與流行的動物權益運動若合符節，國際進步青年聞之莫不稱善。反過來看，西藏地方官員竟然為了 抵制達賴喇嘛的影響，不惜違反世界潮流和保護野生動物的國家方針，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動物的皮毛。其間高下實不可以道里計。

二
 
  比起這點，第二個問題或許更令北京憂心。達賴喇嘛人在印度50 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區竟然還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區紛亂，官方一直強調是「達賴集團」在幕後精心策劃出來的，我以為這個說法必須好 好分析。首先，所謂「達賴集團」指的其實不一定是達賴本人。凡對西藏問題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會」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進派，他們的勢力龐大網 絡周全，雖然奉達賴喇嘛為尊，但也公開批評過達賴的非暴力主張，二者潛存矛盾。我們目前雖然沒有足夠資訊研判內情，但最近的事件卻不一定就是達賴本人指揮 煽動。反過來看，達賴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動持續他就要退位的聲明，則有可能是對「西藏青年大會」等激進派的反制施壓。

  然而，不管有沒有人策動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動者是誰，中國政府首先該問的是何以它在過去數十年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使西藏年均GDP 每年皆有超過10%的增長，竟還有許多藏人深懷怨憤，隨時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獅子旗」呢？以我個人所見，這甚至是不少漢族知識分子都感到難以理解的，他們 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論述，認為共產黨把藏人從神權統治下的農奴制解放了出來；有的則覺得漢地各省長期以來勒緊自己的褲帶對西藏施行慷慨的「對口援助」，藏民 卻毫不領情，一翻臉就不認人，甚是奇怪。

  说起來，西藏問題真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越南反而確曾是中華王朝的一省）。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14 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3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最有名的當屬頂果欽哲法王）；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關於西藏的歷史，北京和達蘭薩拉各有一套說法。前者強調老西藏是塊大部分人充當農奴的黑暗土地，是共產黨一手把它帶進了光明的現代社會。後者則將西藏描繪為一個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沒有爭戰只有靈性，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摧毁了這一切。

  平心而論，兩者都各有偏頗，不足為信。西藏確曾是個農奴社會，1951 年前，光是三大領主經營的莊園竟然就佔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餘替領主服終身勞役。不過這些農奴的實况 遠非中文裏的「奴」字所能概括，雖然身分是「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卻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劃成分」時才會出現了「富裕農奴」這麼古怪的類別。西藏確實也 是個佛國，出家人所佔的人口比例舉世罕見。只不過和任何俗世社會一樣，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種勾心鬥角、貪污暴政甚至高層僧侶間的政治暗殺，與完美的世外 桃源相去甚遠（詳見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 的經典巨著《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譯《喇嘛王國的覆滅》） 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三

  在這種種互相衝突的證據和理論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堅持自己的認知來決定行動方向，其實都是在玩一場後果難斷的賭局。為什麼明明有那麼多線索顯示與達賴喇嘛 漸行漸遠的「西藏青年大會」才是騷亂主謀，中央政府仍然堅持要把達賴拉下水呢？為什麼中央不肯聽陳思這些獨立學者的意見，趁並不堅持獨立而且態度溫和的達 賴喇嘛圓寂前與他對話呢？

  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賭局了。大家都曉得，就算達賴在海外轉世，一個幼年的靈童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寶法王將要接下藏人精神領袖位置的傳聞甚囂塵 上，證據之一是他剛剛才公開向藏傳佛教各派上師致以由「利美運動」留下來的請安禱文，大有團結各派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貴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達賴喇嘛在 藏民與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沒錯，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 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

  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轉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 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所謂 「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 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 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就算中國政府預備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對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滿；它既不可能把他們統統都蒸發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幾十年來的邏輯，將「極少數的藏獨分 子」和「絕大多數的愛國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獨立運動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夢想，爭得西藏獨立；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西藏境內早已住 上了許多漢人和回民的現實，難道你能強迫他們全部離開嗎？更不用提四川、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藏區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無論你抱持何種政治立場， 你也不能不認真對待漢藏等民族間日後相處的問題。於是在徹底壓抑西藏主體性與完全獨立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 最大的公約數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四

  然而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大方向卻簡單得出奇，那就是把一切責任都往達賴喇嘛身上推。其目的無非就是要在達賴在世的時候把他塑造成最大對手，以後就更能 充分地矮化或許會成為暴力組織的其他激進派系了。於是各級官員才會把話說得一個比一個還狠，例如公安部長孟建柱上周入藏視察時就曾放言「達賴不配做一個佛 教徒」。從戰術邏輯看來，這番話是有的放矢；但是聽在藏人和藏傳佛教徒耳中，它無異於對著一群天主教徒指斥教宗不配當天主教徒，你猜他們會做何感想呢？要 知道許多藏人在家私藏達賴玉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真心追求西藏問題的順利解決，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政府豈能如此漠視藏人的感受，為了一時戰術上的功 效犧牲全盤戰略的佈局，屢屢辱罵藏人的精神領袖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這種做法只會迫使許多藏人更加陽奉陰違，甚至增加他們的離心嗎？

  1998 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曾經公開對著來訪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說過這樣的話： 「我去年訪美的時候，也包括到歐洲的一些國家，我發現許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識水平都很高，可是他們還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義」。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 「喇嘛教」如此愚昧落後，你們這些文明開化的西方人怎麼還要信它呢？無論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番令人震驚的言論。一位國家元首怎能如此公開侮辱國內一支 主要少數民族的信仰呢？我們可以想像克林頓會說猶他州州民教育水平這麼高，還要相信摩門教真奇怪嗎？

  如果連整個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如此，其餘更是思過半矣。直到近年為止，隨便翻翻《西藏日報》，我們還會看見如下觀點： 「西藏由於受到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後，從封建農奴社會遺留下來的迷信、愚昧、非科學的東西至今還禁錮廣大農牧民群眾 的思想」。令人感慨的是，除了政府和官方媒體之外，就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就著最近的事件中動輒放言「藏人的民族性天真淳樸，很容易受人迷惑」。即便對西藏問 題一向開明中肯的民間學者王力雄也有他的盲點，他除了曾用「喇嘛教」這個充滿漢地佛教偏見的稱謂指稱藏傳佛教或藏人喜用的「金剛乘」之外，也不能免俗地以 簡單的環境決定論去說明藏人對宗教的渴求。

五

  走筆至此，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從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間百姓，不只對西藏的民情文化沒有起碼的認識和尊重，更對複雜纖細的 民族問題毫不敏感。進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說是多民族國家，但我們的少數民族政策卻從來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為我們只是單向地把它看成是對少數民族做 工作，卻從未反省漢人為主的主要族群該如何與其他民族共存；二是這些政策的範圍相當狹隘，沒有把民族視野恰當地貫注在其他政策之內。

  且以文革遺產的清理為例。根據班禪喇嘛早在文革爆發前4 年向中央委員會遞交的「七萬言意見書」： 「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 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只有70 多座，減少了97%多，由於大部分寺廟沒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神殿僧舍無人管，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 那十年，僧人被迫還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慘狀就更是變本加厲了。有些論者承認這種種做為對西藏造成的災害確實很巨大，但轉頭卻說不只西藏， 「那十年裏全國各地一樣受害」，言下之意是大伙過去都遭殃了，你們藏人不該老拿這些往事出來說三道四。這就是對民族問題不敏感的絕佳例子了，他們似乎完全 不明白同樣是文革，對漢人而言或許是自己人鬥自己人，但到了西藏卻是你們漢人帶頭來搞我們西藏人了。所以在處理這些歷史傷痕的時候，政府應該格外小心，不 能只是出錢修復廟宇，甚至還要採取比在漢地更徹地的解決方案（例如查明歷史真相和道歉），方能締造民族和解的基礎。

  比起雖有魁北克問題但大體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國其實一直沒有認真實行過多元文化的路線。首先，我們要知道所謂的「普通話」其實就是現代漢語。當許多官員誇 誇其談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時候，大概沒有想過對藏族青少年來講，他們正在學著掌握一種非母語，且要用它為工具和來自漢地的同齡人競逐大學的入學 機會以及政府公職，其間的差異足以造成重點大學藏人入學率偏低的情形。

  假如准許用藏文考高考的想法太過不切實際，讓各地中學開設藏語和維吾爾語選修班也十分異想天開的話，我們能不能審視一下現有的教材內容呢？翻翻歷史課本， 身為多民族共存的現代國家，我們念的卻還是唐宋元明的王朝世系，那你要置吐蕃王國於何地呢？番邦嗎？同樣地，農曆新年是法定假期，那麼藏曆新年呢？就算不 用全國放假，漢人學子也該學點藏曆和回曆的基本紀年知識吧。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數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內的傳統文化和權益，更不可以只是讓他們學融入漢人定義的「中華文化」；而是要讓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也學懂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

六 

  我在電視上看見一些青年僧人也參與了近月的事件，甚至還拿起了石塊和棍棒……他們的憤怒我只能盡量體會。現謹摘抄13 世紀偉大的成就者嘉瑟．戊初．東美〈菩薩行三十七頌〉片段如下，祈願藏漢的真正和解：

「即使有人用各種難聽的話貶損我，並且在千萬個世界中到處張揚，出於慈悲，我讚美這個人的功德，乃是菩薩的修行。」

「在大型集會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語言揭露我隱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禮，視其為法友，乃是菩薩的修行。」

「被我視如己出地來關愛的人待我為仇敵，如母親愛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愛他，乃是菩薩的修行。」

「如果有人即將斬下我的頭，即使我沒有絲毫過錯，透過悲心的力量，擔負他所有的惡業，乃是菩薩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