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周六，得一日闲暇，与同事诸君驱车自银川赴内蒙古之阿拉善左旗。阿左旗西去银川仅百公里，中隔贺兰山为界，此亦内蒙古宁夏之省界。左旗系阿拉善盟治所驻地，县城名曰巴彦浩特，汉译“富饶之城”。

    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西端，北接外蒙古，西连甘肃，东南毗邻宁夏。全盟仅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及额济纳旗三旗，人口不足20万，地域竟达27万平方公里，几近苏、浙、宁三省之和。阿盟素以大漠戈壁、黑城遗址、胡杨林、航天城等古今胜迹闻名，人称“中国秘境”。

    银（川）巴（彦浩特）公路既宽且平，往来车辆甚少。沿途戈壁广袤，荒草萋萋，极目四望，心胸为之豁然开朗。中途穿贺兰山脉而过，实为一山间垭口，不觉险峻。

    入左旗境内游广宗寺（南寺）。此寺深居贺兰山腹地，相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逃亡并圆寂后，弟子藏其法体于此，遂成藏传佛教圣地。

    广宗寺依山而建，白墙彩绘衬以峰峦叠嶂，碧空下各色经幡哈达随风起舞，美仑美奂。时值旅行淡季，游人寥寥。一老僧立于大殿前，面色黝黑，眼含微笑，见我等拾级而上，便合十致意，默默引入殿内，焚香燃灯。既无大声招徕，亦无强拉硬扯，人皆自生虔诚。树军叹曰：此“润物细无声”之境界也。

    成刚云，若夏秋时节登贺兰山，可见草木茂盛，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如视觉盛宴。相约明年择日再来。吾则不以为憾，毕竟西北风物，惟苍凉之美非内地可比，冬游贺兰，自然别具风情。

　　午抵巴彦浩特，成刚、何玲回归桑梓，恋乡之情溢于言表。小城建筑简朴而不失整洁，人烟稀少却仍显繁华。蒙何玲之同窗旧友盛情款待，大排宴筵，佐以美酒欢歌，一番畅饮，快意而终。

↑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明长城遗迹，出了这道城就是真正的塞外了

↑贺兰山下的宁夏与内蒙古界碑

↑背依贺兰山的广宗寺（南寺）大殿

↑吉祥崖上挂满了哈达（以前只见过白色、黄色的哈达，这种蓝色的还是头一次见）

↑南寺附近的这条山脊形状奇特，传说原为一作恶的大蟒，后被僧人收服

席间唱歌助兴的蒙古族歌手（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男歌手的本职是警察，唱歌是他的副业）

    几天前看的那场2006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重播）令我很不爽。倒不是因为获奖的尽是些一两年前上映的过气影片以及沉闷枯燥的主旋律片——对此咱们早已见怪不怪。最可气的是今年实行的投票办法：

    本来嘛，既然叫“大众电影百花奖”，就让大众们自由投票，尊重民意的选择好了，可主办者非要搞什么创新改革，从100多万参加投票的观众当中挑选出99个到晚会现场，担任当晚的大众评委。这99个评委的投票结果具有最高效力，甚至可以推翻之前那100万观众的投票。

    不晓得这100万名观众事先知不知道这个规则，如果知道，他们还会这样积极热情地参与投票吗？反正投了也是白投，最终还是99个评委说了算。参与投票的惟一好处是有一万分之一的机会被挑选出来成为评委席上的一员。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一万分之一是怎么被挑选出来的？

    据媒体报道，主办者在解释这次投票改革的原因时说，以往完全由大众投票的做法容易出现偏差，不能真实地反映民意。——这就叫人听不懂了。是99个人更能代表民意，还是100万人更能代表民意？如果说大众投票可能出现某些参选人“收买”投票人的情况，那么是100万人更容易被收买，还是99个人更容易被收买？

    况且，人们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万一不是由参选人自己而是由主办单位出面从事收买行动（以使投票结果有利于他们希望获奖的参选人），那这99个由主办方挑选出来的评委岂不是太好控制了？

    难怪在此前的网络投票中一路领先的李冰冰小姐当晚落选后哭成个泪人，这摆明了是在把人当猴耍嘛——观众被耍了，大腕们也被耍了。

    记得去年举办超女时，舆论曾经热议：超女投票算不算中国民主选举的预演或雏形。反对者认为这种评价过于“拔高”了超女。我倒觉得超女评选与政治民主很有可比性，至少在娱乐性这一点上——环顾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地区），政治越民主，娱乐性就越强。

    而且，平心而论，在评选制度的设计上，尽管超女的短信投票有“金元民主”之嫌，但它在电视观众、现场专家评委、大众评委三者之间构建的相互制约关系还是相当巧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评选的公平公正。

    这几天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我们这里也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同样都是选举，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滴，就像超女和百花奖。

链接：提高我们的审丑能力——连岳评美国中期选举

http://rosu.spaces.live.com/blog/cns!F99F5DEEC961D45F!7768.entry

    这个题目是几天前想到的，起因是我在自己博客的来访记录里看到一个叫作“中国军警车辆违章记录”的博客。这位博主做的其实是件很琐碎的工作，无非是把每天在街头看到的军警车辆违章现象拍下来，发到网上。事情虽小，但博主做得很专注，也很坚持。它让我再次看到了博客的力量，看到了博客从一点一滴开始改变中国的希望。这样的东西在传统媒体时代是很难想象的，没有一种舆论可以如此执着地对那些肆无忌惮的特权阶层发起挑战、形成压力。

   由此联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另一个博客，叫“中国城管暴行录”，光听名字就可以猜想到它的内容。我有些后悔当时没把这个站点收藏下来，于是就用google去搜，没能搜到，却意外地进入了几个城管队员的博客。这些博客为我打开了一个别样的世界。虽然它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对城管制度和城管队伍的恶劣印象，却使我看到一些城管队员的内心其实也存留着许多良知，也有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痛苦和无奈。为社会上相互隔膜甚至对立的人群提供一个彼此了解的平台，这也是博客的另一种力量吧。

   现在，“和谐社会”是中国最热门的词语。和谐社会的达成需要一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声音自由表达的机制，而博客无疑可以在这个机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9月份在札幌访问时给日本朋友作演讲，发言的主题就是“和谐社会”。这是指定给我的题目，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能按照我的理解尽可能地阐述和谐社会。其中我就谈到了博客的作用。我说，相信博客的兴起将推动中国社会的多元化、透明化和民主化，促成社会的和谐。

   这不仅是一种期望，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遗憾的是，如同此前各种新兴的媒体技术一样，博客日益积蓄的力量也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类似“博客实名制”这样的管制手段正在跃跃欲试。无论政策制定者的动机多么“高尚”、理由多么有力，无法回避的一点是，对博客的管制势必涉及公民的表达自由这一最基本的宪法权利，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下面转贴的是一篇针对博客实名制的评论，鞭辟入里，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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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言论自由是相对的”

邵建
 
    10月份以来，中国网络博客实名制成为多方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它事关“言论自由”，权力和权利两方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针对民间担心实名制会影响“言论自由”，中国官方的互联网协会行业自律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态度很明确：“言论自由是相对的”，推行博客实名制并不惧怕由此带来的影响。什么影响？即对言论自由造成的影响。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权力方的意见，乃至意志，令人可怕。

    我不赞成这位官方发言人的表述。言论自由历来是一项敏感的权利，需要小心对待，不宜用这种“不惧怕”的口吻说话。本来，权力就没有惧怕权利过，权力是硬的，权利是软的。倒是我作为博客网众的权利方之一，却要本着不惧怕的态度和权力讨论一下言论自由的问题。

    言论自由从它的内涵来说，并不仅仅指一个人“说什么”，它同时还包含一个人在身份选择上的“如何说”。亦即，一个人可以用实名的方式说，也可以用化名的方式说。此种自由和言论本身的自由一样，是不言而喻的，缺了这一环则是言论自由的残缺。当然，本名还是化名，这问题在纸媒上不存在，它是一个网络问题。网络和纸媒一样，也是一个言论空间，逻辑上，它们的游戏规则应该相同，网络不应被特别对待。比如美国就没有也不会有网络实名制之类的动举，因为权力没有也不会被授予这项权力。至于纸媒可以事先审查而网络不具备，那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的实际情形，它的关键词过滤以及滞后审查之迅即与纸媒审查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国家权力不应轻动强制实名的举措。此举明显有违宪之嫌，因为宪法既然保障了言论自由，同时也就延伸保障了言论身份的自由。

    至于“言论自由是相对的”，这是常识；但，我要反过来说：“言论自由是相对的”不应成为妨碍“相对的言论自由”的借口。当然，在如何理解“相对”的含义上，权利和权力又会有互不相同的解释。在我看来，言论自由如果是一项权利，那么和权利相对的便是责任和义务。就言论自由的相对性而言，它不是指有什么话不可以说，而是知无不言，甚至言无不尽；但，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任何言论都要负担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相对”云云，就是让自由与责任互相面对。那么，如何负担言论责任？从个人角度来讲，言论者张口前要有一定的自律，不要辱骂他人，不要攻击社会。但从社会管理机制来讲，它对责任的追究，不在言论以前，而是在言论以后。换言之，言论责任所追究的，是言论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动机。比如，我的语言对某人造成了事实上的伤害，法律则对我进行相应惩罚。但，如果一种管制方式，不是针对我说出了的什么，而是预先就让我感到某些话不能说或不便说，那么，这种举措与其说是负责任，不如说它涉嫌妨碍言论自由。而实名制，就是涉嫌方式之一。

    不幸事实正是如此。这位官方人士认为，之所以推行博客实名制，是因为“网络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胡说八道，此前的一些不良现象应该有所约束和收敛了”。靠实名制来推行“言论自由不是胡说八道”，这不是在妨碍言论自由是什么。这位权力者没有意识到，对言论自由而言，这句话本身未必就不是“胡说八道”。殊不知，言论自由势必包含胡说八道的自由。每个人对胡说八道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认为胡说八道，他完全可能是一本正经，彼此间的看法不同而已。如果言论只能表达和你一致的看法，在你能够接受的之外，便是胡说八道，便不准它发声，那么，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呢？

    在公共领域中发言，完全可以匿名。就是在私人相处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当面说客气话，背后表达真实看法：也许这是人情中的一种固有。它延伸到公共事务上，则表现为民主投票就是无记名的。既然如此，发表真实的公共意见为什么不可以匿名呢。正是在这里，才能看到真正的民意。

──《观察》首发

   8月23日—9月14日，作为2006年度日本政府“青年邀请计划”的一部分，我们59名中国青年组成“中国基层工作者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23天的访问。其间，我所在的经济分团先后到访了东京都、山梨县、北海道等地，通过参观、讲座、拜会等活动，接触了日本政界、学界、商界及传媒界的许多人士，并分别同日本青年和日本家庭一起生活了几天。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异国停留这么长时间，对于日本这个“遥远的邻邦”有了较多切身体验，但毕竟仍只是些粗浅的观感。应《时报通讯》之约写成此文，试图从一些细节和侧面着眼，为大家描绘一个浮光掠影的日本。
 

   

（钢筋水泥的东京一隅） 

初识东京
   
    飞抵日本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从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乘大巴到东京，路上约1个半小时。虽然天色已晚，但透过车窗，仍能依稀辨出连绵不绝的城镇带景象。特别是进入东京都境内，俨然成了一片建筑物的丛林和灯火的海洋。——东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群，由几十座大小不一的城镇组成，这些城镇实际上已经连为一体，容纳着3000万人口，约占日本全国总人口的1/4。
    车子驶过日本桥附近，周边的高层建筑愈发拥挤起来，大楼与大楼之间、大楼与道路之间几乎近在咫尺，密不透风。由于多数建筑采用的都是透明落地窗，楼内人们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其中大多是在格子间里埋头加班的白领。
    日方陪同人员说，在东京，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是很正常的事。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非要加班不可，加班的惟一理由只是老板或上司还没走，下属们便只好奉陪到底。
    后来，我有几次在深夜时分乘东京地铁返回住处，总能碰上一些西装革履却喝得东倒西歪的白领，街道上、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酒精的味道。在银座街头，还曾见到一名醉酒的中年男子扶在墙边失声痛哭。日本的工作压力之大可窥一斑。

 

（从六本木森之塔大厦俯瞰东京夜景）

    东京的建筑
   
    站在六本木的森之塔大厦顶层向下望，夜晚的东京流光溢彩，灿若星河，疑似人间幻境。到了白天，东京却又是另一番样子。这座城市就像一头钢筋水泥铸成的巨兽。除了建筑密度极高之外，许多建筑物的体量都很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东京站、新宿站等几大地铁站，规模庞大，功能齐全，在充分满足人们各种服务需求的同时，也给人以强烈的眩晕感。在这里拍摄那部《迷失东京》，真是选对了地方。
    以我的眼光来看，东京大多数建筑的视觉效果乏善可陈，实用性大于欣赏性。这一点倒是跟北京挺像。所不同的是，北京的建筑在实用性和人性化设计方面还不及东京。
    东京似乎没有北京这样集中连片的高层居民小区，住宅以独门独户的小楼为主，公寓也大都是五六层的矮楼。我们所住的涩谷区幡之谷可能是中产聚居区，一栋栋小楼占地不大，也没有院子，却装扮得很精致。临街的房门多为镶着玻璃窗的木门，反映出东京的治安状况较好。
    至于住房价格，这次没能深入考察。在横滨拍到的一张售房广告或许可作参考：一套三室一厅76.45平方米的房子，标价为1980万日元（约合130万元人民币）。东京号称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房价想必比横滨更吓人。但据旅日的中国朋友说，如果考虑到收入水平等因素，东京的相对房价并不高过上海和北京。
  

 

（我们住的东京涩谷区幡之谷附近）

     在日本过马路
   
    日本是快节奏的，道路上的车辆总是风驰电掣，夜色下呼啸而过的摩托车“骑士”更是东京一景。
    尽管如此，行人在东京过马路并不觉得艰难，一来是因为这里的街道普遍不宽（即便像首都高速这样的主干道也不过双向四车道），人行横道则设置得较多（每隔几百米总能碰到一个），无须像在北京这样长途跋涉地穿越天桥或地下通道。二来是日本的车辆和行人皆各行其道，严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人车都会自觉驻足，绝少抢行；转弯车辆遇上斑马线，离着老远就会减速，静候行人通过。不禁联想起在北京开车时，某次曾给过马路的行人停车让路，竟然遭到那位老兄的白眼：“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弄得我啼笑皆非。
    东京的司机也很少按喇叭，即便是在交通拥堵的高峰时段，也都不愠不火地排队等候，全然不似平素驾车疾驶时的那种急性子。在日本20多天，只碰到过一次交通事故，还是在富士山脚下的狭窄山路上。
    中国人在日本，最不适应的恐怕是自行车。日本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骑车者都是在人行道上骑行，而且车速很快，加上中国人不太适应日本的左行习惯，往往会被急促的车铃声和刹车声搞得手忙脚乱。
 

（晚上9点多的东京涩谷街头）

（准备出发，骑车游札幌）

    志愿者青柳
   
    我们的日程安排中，有一天是“实地日语会话”，即由日本青年志愿者陪同我们逛东京，在体验市井文化的同时练习使用日语。我那一组的志愿者名叫青柳胜巳，是一家汽车保险公司的职员。
    出发前，青柳和我们商定：午饭在外面吃日式面条。哪知道，我们去的上野公园一带餐馆甚少，更不用说日式面馆了。青柳带着我们从上野一直逛到莺谷附近，肚子都咕咕乱叫了，也没发现一家合适的馆子。他似乎还想继续找下去，仍在不停地跑前跑后找人打听。
    这时，我看见街边有一家快餐店，香气扑鼻。青柳却很认真地摇了摇头：“这是卖牛肉饭的，不是面条店。”我连忙说：“那我们就吃牛肉饭好了。”他这才如梦方醒般睁大了眼睛：“是吗？吃牛肉饭也可以吗？不吃日本面了吗？”就这样，我们终于在下午两点多钟吃上了这顿来之不易的午餐。
    从青柳的身上，我见识了日本人执著、守诺的品德，也看到了他们刻板、不善变通的一面。
  

（与青柳在东京大学赤门前留影）

    误入“省政府”
   
    游览横滨那天是“自主研修”，没有统一安排，正好可以随心所欲地闲逛。我和3名团友沿着横滨的海滨大道漫步，一座漂亮的西洋古典建筑很是扎眼，开始还以为是一处博物馆之类的所在。走到近前才看清，一块古色古香的铭牌上刻着几个大字——“神奈川县厅”。也就是说，这里相当于我们国内的省政府了。之前我只知道横滨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并不知道它还是神奈川的县治（省会）。
    县厅大院和大楼都没有警察把门，只有一名门卫站在一楼的传达室里，透过玻璃和善而又略带好奇地望着我们，见我们走进楼内也没有盘问或阻拦。进门后的大厅左首，最显眼处是一面电子显示屏，县厅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一目了然。整个楼内静悄悄的，偶尔有几个公务员模样的人出出进进，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视而不见；有团友请其帮忙拍照，他们既不多问、也不拒绝，微笑着拍完后即匆匆离去。
    同神奈川县厅相比，我们后来见到的东京都厅要气派多了。那是一栋243米高的双塔式摩天大厦，矗立在东京新宿区的黄金地段。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一度令我们慨叹日本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竟也如此强大。不过，东京都厅和神奈川县厅一样可以自由参观，大厦的第45层有两间可以免费俯瞰东京全景的展望室。
    在北海道拜会的札幌市役所（市政府）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的大厅装潢得像一座现代艺术馆，咨询台的小姐笑容可掬。
 

（神奈川县厅外景）

  

（东京都厅外景） 

   街头标语
   
    走在日本的大街上，中国人大多不会有非常强烈的异域感。除了和我们一样的黑头发、黄面孔，以及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的汉字招牌外，还有一个足以让国人感到“亲切”的现象是：这里的标语口号特别多。
    譬如，警察署门口都有“街头犯罪等对策实施中”字样的告示牌；一些街道旁还张贴有“安心街”、“防犯”等宣传画，大概类似于中国的“专项整治”、“创建平安街道”之类的意思；甚至人行道的地砖上也写着“美化推进重点区域”、“吸烟制限区域”；一家港口机构的大楼前则赫然挂着“船员劳动安全卫生月间”的条幅……
    这种“宣示文化”、“教化文化”也许是我们东方国家一种共有的特质吧。
    比标语更加随处可见的是各式各样的政党宣传海报，尤其是竞选海报。由于正值执政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自民党的海报多凸显称赞小泉改革、寄望新接班人等主题；共产党、公明党等党派的海报则以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等内容居多。

（一名身穿和服的女子从东京上野的一幅竞选海报前走过）

   

（富士山河口湖的野鸭）

    西装、筷子与环保
   
    日本果然是个讲究礼仪的民族，地铁里的上班族个个衣冠楚楚，像我这样穿T恤、牛仔裤的反而显得有些另类。在行前的赴日说明会和文字材料中，主办方多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带正装，以备正式场合之用，否则会被认为失礼。一想到在30多度的炎炎夏日里也要穿西装、打领带，男士们不免面露难色。
    真正到了日本之后，却发现他们的着装规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苛。一些与我们会面的政界人士（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仅仅身着衬衫而已，有的连领带也没打。原来，面对能源日益趋紧的状况，日本近两年发起了一场控制空调温度的运动，穿便装上班也就自然成为一种趋势。
    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也是被历史上的惨痛教训逼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曾是世界闻名的“公害列岛”，1956年发生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从60年代开始，日本痛定思痛，加大环境立法和环境治理力度，才逐渐走出了困境。今天的日本，环境优先的观念可以说已是深入人心。访问期间，我发现许多日本朋友递来的名片上印有“再生纸”字样；宾馆卫生间的手纸也都是可降解的。
    不过，也有一个现象让我有些不解：在这样一个重视环保的国家，一次性木筷却在餐厅酒肆里广泛使用。我不清楚生产这些筷子的木材来自哪里，但2004年10月人民网上一篇报道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日本奢侈消费中国森林，257亿双筷子96%来自中国》。

      （未完待续）  ［载中国经济时报内部刊物《时报通讯》NO.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