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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Man is just a reed,but he is a thinking reed. 6/4/2008 历史上的今天 新华社北京６月３日电 历史上的今天
６月４日 １９２５年６月４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创刊。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专列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的铁桥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指挥日本工兵引爆预埋的炸药，张重伤，抬回后气绝身亡。至此，统治民国１６年的北洋军阀政府结束。 １９４０年６月４日，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结束。１９４０年５月，希特勒利用英、法两国执行“绥靖政策”的慕尼黑协定，指挥法西斯德军突然向西线大举进攻，接连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同时绕过“马其诺防线”，横扫法国北部，把英法联军切成两段，英国军队和部分法军被逼困在敦刻尔克一隅，从而造成了有名的历史悲剧──３４万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本土。 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中途岛海战爆发。此役日本海军几乎倾巢出动，但美军以少胜多，击沉日本联合舰队主力的４艘航母，击毁日机３２２架，３５００多名日军官兵和数百名飞行员葬身大海。从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战局出现有利于盟军的重大转折。 １９８０年６月４日，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对中国生效。为了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各国和各知识产权组织间的合作，“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和“国际保护文学作品联盟”的５１个成员国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共同缔约建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该组织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 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少员额１００万。 １９９６年６月４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环境保护》白皮书。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环境状况。 ２００７年６月４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正式颁布，全面阐述了２０１０年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 （新华社记者 李晓建） 6/3/2008 【转】朱大可：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
跟反应迟钝的缅甸军政府相比，同样作为威权政府，中国却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灾效率，并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严重损害的中国形象。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 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巨大的灾难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应。威权政治的这种特性，向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样本。而它所扭转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动能。 另一个获得高度好评的项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赶往现场，冒着余震和疫病的危险采集新闻，向民众报告死亡和营救现场的情景，传递出苦难和悲恸的气息，大面积催化着民众的爱心和眼泪，一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体。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镜头随即一转，出现了孩子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还看 到，在压了上百个小时之后，那些被救出的灾民，居然毫无痛苦、衣衫整洁、表情从容地爬出废墟，甚至挥手向镜头致意，俨然一些认真表演的演员。越过苦难绝望 的死亡现场，那些狂欢镜头，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
新闻报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这是典型的本土宣传风格。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 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这种语义的流畅转换，再次验证 了中国救灾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 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 构的最大财富。
长期以来，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社会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数成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指征。尽管仇恨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 制造“恶的历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过大地震的苦难，人们发现这种仇恨是可以用爱加以替换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并削弱仇恨 的存在，学会向灾民捐献自己的热血，让爱和良知、正义、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共存，构筑社会进步的正面动力。
但是，正是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胡润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击文章，都摆出大义凛然的逼捐姿态，以此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完全不顾那些“黑名单”企业以纳税方式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健康的中国社会应正面鼓励捐款，而不是动辄以“抵制“加以惩罚。把义捐 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任何一种以爱的名义之所从事的多数人的暴政，无法达成普遍的社会和解，反而会加剧畏捐心理，制造出新的社 会仇恨。而这种暴力逼捐，跟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逼捐行为还充满了单向操作的特点，它往往针对文娱体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却很少有人针对红顶商人，更很少有人胆敢针对各地党政干部。这种选择性逼捐，难道不是离社会公正更为遥远么？
逼捐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畏捐现象”。那些畏捐者也许出于“吝啬”的人性，但更多却是基于对募款机构的怀疑。青年赛车手韩寒之所以拒绝捐款，就是担心捐款是 否有一个安全和正确的去处。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样才能让善款不打折扣地用于救灾事务？为什么国家长期垄断慈善业 的掌控权，而民间慈善基金或组织无法获得出生许可证？为什么企业与个人的慈善捐助，不能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给出合理的答案。
据我所知，放弃捐款的韩寒奔赴灾区前线，企图以个人行动来代替捐款事务，但他的救人计划，却因缺乏器械和经验而被迫流产。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一 方面良知敦促自己为死难者捐赠，一方面又担忧这种捐赠遭遇行政黑手。“韩寒困境”，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
红十字会处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帐篷之类物品的价格猫腻，已经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尽管该会负责人作出某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来，民间善款的管 理，一直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红十字会等机构既没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机制，也没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馈和互联网公布机制，甚至拒绝公告民众每一笔捐款的具体 下落，关于善款的公共监察机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而那种外部和临时的“纪检”与“审计”，根本无法解决它们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 诚信危机才会再次爆发。如果这场质疑能够敦促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诚信制度，那将成为地震后的一项重大收获。
面对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国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没有发出任何预报和警示，导致近十万人的死亡，之后又拒绝道歉，为自己的无能和错误诡辩，无耻地宣 称地震的不可预见性。按照这个可笑的逻辑，中国政府设立地震局及下属震检测台站，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这个逻辑推演的最后环节，就应当是立即撤 销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让该局官员全部下岗，转道去为近十万死难者守灵。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 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灾难现场发信给我，痛心疾首地 问道：“为什么周围的楼都在，唯独那所新建学校夷为平地，四百名儿童死于非命？！”他的悲愤质疑，就是我们问责的逻辑前提。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人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 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但另一方面，县委大楼却是“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 毫无疑问，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属于脆性破坏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质量低劣的建筑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块，砸死并活埋了无数 正在上课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师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这种鱼 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为日后的“避责”提供“科学依据”。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专家、包括我的同济大学同事，你们的每一种丧失良知的言论，都将被历史记录在案，并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决。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 地震救灾后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严厉追查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贪渎罪责，展开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灵和幸存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 如果此举能就此改变中国建筑业的豆腐渣特色，那将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项重大收获。
1966年邢台地震，当年引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当年引发北京政治变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结束；如果说前两次地震催生了政治 变革，那么本次地震的深远后果，我们至今还难以预测。但它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它也必然会形成 一种文化记忆，而其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为健全的人性。
（2008年5月26日，写于持续的悲痛之中）
来源：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5/7/2008 为什么飞鸟不会厌倦长空 没有人憎恨盛开的花朵 ——观《练习曲》《死亡诗社》有感，兼致C.P.先生 5/2/2008 现场播报：5月1日的北京家老虎[5.1原发于搜狐博客] 作为一个记者，在今年5月1日这个特别的日子，不去“家老虎”（此绰号版权属我的朋友HBS所有，特此说明）这个特别的地点看一看，未免太不职业了。不过，今天白天我有自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在有个也当记者的老婆，到家老虎中关村店、西直门方圆店转了一圈，用镜头记录下一些瞬间。晚上，我俩又到住处附近的天通苑店吃饭、购物，顺便体察了一番。
上午11:00左右，中关村店外有至少5辆警车、约10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
有20名以上各国记者守候在中关村店外，当一位身穿特殊T恤的女孩（前面写着“Tibet in China，Torch in heart”，后面写着“振兴中华，反对分裂”）从这里经过时，所有人都骚动起来，但女孩一言不发，疾步走开。
中关村店附近还有百余名市民闲坐、观望。
中午12:00许，方圆店门口穿爱国T恤的青年。
19:30，天通苑店。入口处树立着介绍家乐福在华发展历程的展板。旁边架子上还摆放有“做中国企业公民”的宣传单。
天通苑店内，气球被扎成法国三色旗的模样。据我观察，这里的客流量与往常相比，并没有明显减少。 摄影：Ellen Deng 5/1/2008 【转】红心的故事——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钱钢
http://www.bullog.cn/blogs/wangxiaoshan/archives/132130.aspx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图略）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1]。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2]，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道，某医院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3]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4]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5]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6]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7]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8]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9]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10]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道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11]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12]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13]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 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14]，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15]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16]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17]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18]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道，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19]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道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道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20]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21]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2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 [1] 人民日报1949.11.13 第5版，诗人柯仲平写道：“人民地球的心是颗大红心，我们能够拿红心团结全世界的人民” [2] 《解放军文艺》1953.10 曾刊登《碧海红心》 [3] 解放军报 1958.04.06 第3版 [4] 人民日报1958.04.21 第4版 [5] 解放军报 1958.11.12 第3版 [6] 解放军报 1962.11.12 第4版 [7] 解放军报 1965.05.14 第4版 [8] 解放军报 1963.02.11 第2版 [9] 解放军报 1964.03.19 第1版 [10] 解放军报 1966.03.08 第1版 [11] 解放军报 1966.01.11 第1版 [12] 解放军报 1963.10.17 第4版 [13] 解放军报1964.01.18 第2版 [14]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后来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中都有“红心”，其中杨子荣“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和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尤其为人熟知 [15] 解放军报 1968.01.26 第2版 [16] 解放軍報 1968.06.02 第2版 [17] 解放军报 1968.01.07 第1版 [18] 解放军报 1968.02.23 第2版 [19] 解放军报 1967.07.21 第4版 [20] 解放军报 1976.12.13 第4版 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 [21] 解放军报 1976.10.24 第1版 [22]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有小说《达姆彭的红心》；在北朝鲜，有歌曲《赤胆忠心 永葆红心》；一位金日成奖获奖作家写道：“我到祖国北部边陲看到豆满江水滔滔奔流，就联想起我国人民一片红心跟着金正日同志向前奔驰的洪流，闪出了诗情。”（http://www.kcckp.net/ch/periodic/todaykorea/index.php?contents+364+2004-02+15+8） 【转】北京奥运百日倒计时 风云起落但求平常心 2008年4月30日《南方都市报》
周瑞金 1 圣火灼痛两个民族两种文化
4月30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从3月30日在希腊举行奥运火炬交接仪式以来，这一个月过得很不平静。火炬从伦敦、巴黎、旧金山，传到孟买、长野、堪培拉、首尔，既受到当地居民和海外华侨、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引起一些不满于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手法的人们夹道抗议。为保证火炬的顺利传递，各国警方不得不采取线路保密、临时改道、缩短路程、暂时熄灭火炬、逮捕抗议人士等措施。一路上，支持北京奥运的海外华侨、留学生与支持“藏独”的人士频频发生冲突。象征和平、团结的奥运圣火，想不到竟如此灼痛了中国汉藏两个民族、中西方两种文化。
办奥运，中国人近百年的企盼。当它终于要在我们的首都隆重举办的时候，忽然让我们遭遇如此尴尬。在我们两次饱蘸激情申奥时，曾经以为奥运会是在自家庭院里搭台唱戏，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崛起、太平盛世的舞台；却没有考虑到，奥运也像一架天文望远镜，把主办国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瑕疵聚焦和高倍放大。我们在潜意识中，期待全世界通过北京奥运惊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让全世界华人扬眉吐气。但我们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各国人民、大众传媒、NGO，包括某些别有怀抱的政治势力也会借助奥运，对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处事习惯议论纷纷，横挑鼻子竖挑眼。中外两种不同趋向的期盼相互碰撞，期然不期然地借奥运圣火的传递，引爆了上述的尴尬局面。奥运会的机遇和挑战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2 奥运代表中国融入世界的渴望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WTO、对外开放、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等等，都是中国人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诚渴望，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当然没必要、更不能因为外部的打压和内部的疑虑，而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的恢弘视野和博大胸襟。所谓“汉唐气象”，吸纳和消化了佛教文明，宋明理学就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唐朝两大国际化城市扬州、泉州，不仅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深深浸染，甚至可以找到犹太教、婆罗门教等国际影响较小的宗教痕迹。虽然中国在外部遭遇过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国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新月形”包围圈，在内部发生过义和团、“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排外的事件，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决心向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抗战胜利前夕，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联袂发表“开罗宣言”，宣告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这是中国用伤亡3500万军民的惨重牺牲，洗刷了近现代史上的漫长屈辱，首次与西方大国比肩而立。1969年，中共“九大”闭幕不久，与当时“反帝”“反修”四面树敌的官方口径相悖，毛泽东悄悄布置陈毅牵头，四位开国元帅研究国际问题，提出了与美国和解的国际战略调整，并在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打开了中日建交和对美外交的新局面。在“文革”末期，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陈云1973年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陈云一口气布置了10个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课题。在中国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出访日本、美国，推动中国这个大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在日本，邓小平在参观新干线和产量是中国长春一汽99倍的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在美国休斯顿，邓小平观看套马比赛，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欣然接受美国文化的标志物，那一刻被媒体定格，成为中国打开国门的象征。
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尽管还存在冷战思维残余的干扰，中国人依然不失时机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制度化。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离开政坛前夕，应邀与美国小布什总统在得州克劳福德农场散步、荡舟，为中美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加入WTO的努力遭遇西方敌意和国内疑虑夹击的历史关口，朱镕基不畏“李鸿章第二”的骂名，出访美国，后在北京亲自出马与美国人谈判最后7个棘手问题。据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递来条子。
没想到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进入到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国人紧张地商量了5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一举排除了。分管外贸的前副总理吴仪，积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处理中外贸易争端有礼有节。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人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立即反唇相讥：“我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赞扬吴仪是一位“极其坦率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吴仪退休前夕称她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吴仪则平淡地说：“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中国。”
我们没有自外于市场经济。从改革前公有制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到今天，非公经济，包括私有经济与港资、台资、外资，在中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们也没有自外于高新技术，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国家和第一大手机国家，网民2.21亿，手机用户5.39亿。在经济接轨、科技接轨的同时，中国在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公开宣示以依法治国、民主政治为目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党内民主、反腐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在碎步前进。从民众到政府，中国如此支持和爱护北京奥运会，代表着一种在文化上站起来、与世界平等交流的热切期盼和诚挚努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已经整整30年，中国人民在用实际行动结束黑格尔当年的一声叹息：“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北京奥运是一场伟大的际遇。
3 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民间引起反弹
令中国人遗憾的是，我们与世界文明对接的善意和诚恳，经常遭到深怀文化偏见的西方媒体、政府乃至相当一部分国民的误解。当中国的年轻人喜欢美国好莱坞大片、NBA和可口可乐的时候，在日常国际交往中，我们感受最多的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蛮横打压。
从“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南海撞机，到“中国制造”的食品安全、玩具安全，我们的民族尊严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拷问，在中国人的心头留下一道道殷红的血痕。而这些文化歧见、经济壁垒与政治傲慢、军事打击，很容易让中国年轻人联想起从鸦片战争开始积压在民族心头的百年屈辱。
就说此次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西藏问题，它在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离心倾向，都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有关。英军侵略过亚东、江孜，藏族军队保卫家园奋起反击。十三世达赖虽然有过投英反清、流亡印度的坎坷，但最后还是幡然醒悟，回到拉萨，重新归顺中央政府，坚定地拒绝了英国人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在近现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藏族与汉族同胞一道浸泡在中华民族的苦难中，面对西方霸权，内心充满悲愤、屈辱和不平。藏民的英勇无畏，藏族领袖的深明大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让那些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心怀不轨的政治势力却步三思。
在这一个月中，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西方某些人对新中国成立59年的政治歧视，对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168年的文化轻视，和对中国改革启动30年后和平崛起的排斥，有的甚至呈现歇斯底里的症状。CNN主持人卡弗蒂称中国人为“暴徒和恶棍”、称中国出口商品为“垃圾”的言论，就是一例。
我对这些天来聚集在一些城市“家乐福”出口处的中国年轻人的心情表示理解，但对他们的抵制行为并不赞同。中国已经是WTO成员国，号召抵制外国商品和商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我们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中国投资环境的滑坡。不过，我也要提请西方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历史悲情的郁结，以及西方媒体和文化霸权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中对中国拙劣贬抑所引起的反弹。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西方的文化霸权值得西方社会认真反思。
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拉萨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骚乱的事实真相，对汉藏之间丰富复杂的民族关系，做出了主观的剪裁和片面的解读。在拉萨3·14骚乱中，明明是汉人受到少数激进暴力藏人的打砸抢烧，他们却把藏人说成是大规模受害者；明明是中央政府抛金撒银支持西藏发展，引进内地人才，资助基础教育，普及现代科技，修建进藏铁路，种种努力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统统被说成处心积虑毁灭西藏固有文化，这不是缺少起码的公平与公正吗？难道西方人希望我们的藏族永远生活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以一个民族的时光停滞为代价，才能满足西方人对雪山圣域的唯美欣赏？
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迎接奥运会的热情，也极尽讥讽。在奥运会的组织细节上，我们极尽地主之谊，虽然对国际惯例运用起来还有点生疏、笨拙，经常好心办傻事，但毕竟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世界文明主动对接的尝试，其中包括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但我们的诚意与种种努力，却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遭遇一些西方人士的围追堵截，难道他们想把中国打回闭关自守的时代才心满意足？
在近一个月中，即时通讯软件MSN在华1500万用户，已有超过600万用户加上了“红心中国”标志。MSN上的一片红色，警示西方不要忘记任何轻薄言行，伤害的是一个大国的13亿人民！
4 我们也要警惕对外的不宽容
我们在抗议西方文化霸权、抵御背后各种政治图谋的同时，也要反躬自问。奥运会与WTO一样，既帮助中国分享人类普世文明的红利，同时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中国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没有免费搭载的国际体系便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学会在多元的环境下和谐相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之墙，需要从中西方两面来拆。我们自身的做事方式，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的不宽容。1972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由于安东尼奥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嚣尘上的政治说教，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遭到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奉命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给《中国》扣上“反华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后，才在外交部一个文件中承认此事“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中国文化部长访意时，特地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对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误解和排斥。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被满朝士大夫参劾为“汉奸贰臣”，著作《使西纪程》书版被毁，郭托病辞职后，回到家乡，家门口被乡绅糊上诋毁谩骂的大字报。
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坚定而强有力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时，也需要保持和养成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并慎重对待与己不同的声音。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体保护圣火时，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她；当她反对抵制“家乐福”时，我们也不能反目成仇。同时，也不要因为留学美国的女孩王千源同情校园游行中的藏族学生，就通过网上“人肉搜索”曝光其个人隐私，侮辱她的人格和她的父母。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向西方媒体的失实、歪曲报道和恶意诽谤的评论提出严正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有色眼镜”、“刻板印象”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长期地沟通，包括做出解释、提出反批评，并坦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西方信奉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恶意和敌意的报道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表达不满，但不能指望其彻底消失。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新闻报道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大体上还是均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设法增加中国立场的感染力。新闻报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资讯封闭和文化隔阂导致的报道失实，会在事态的持续发展、后续报道中得到补充和纠正。一个奥运在即的国家，不宜因为某些失实和恶意报道，导致民众对外国主流媒体的大规模敌视。因为主流媒体的背后，可能是所在国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意与民意的对抗，只能靠对话来解决。
加剧中西方文化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要继续提高中国内部的资讯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诚透明，新闻公开，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唯一留在现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詹姆斯·迈尔斯发回的报道，恰恰证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的真实性———警方在骚乱现场相当克制。这说明外国记者并非都是政治偏见者，更不都是敌对分子，不应一概加以排斥。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公权力需要适当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公权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放到阳光下运行。透明和开放是度过危机最好的方式。我很赞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萨骚乱后对路透社的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因外界的指责而动怒，也不会封锁运动员撰写的有负面评价内容的博客，希望奥运会成为全世界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成功举办奥运会除经济实力、体育实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会、人民素质等软实力。仅靠经济起飞、体育金牌就顾盼自雄，技压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损形象。
5 处理民族宗教关系需要高度人文素养
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渴望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民，与少数“藏独”暴力分子当然是水火不相容。这是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并不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需要耐心地沟通，寻求坦诚的共识。汉族作为政治、经济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的大民族，尤其需要勇于承认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勇于反思历史上曾经给藏族带来的伤害。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对藏族同胞倾注了满腔真情，中央政府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设。西藏财政每10元钱中就有9元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2007年西藏人均GDP超过12000元，高于内地不少省市。西藏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包括农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医疗补助，虽然这标准还相当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资，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与萨迦寺，组织了西藏九大佛教工程，还组织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抢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藏独”势力和西方媒体抹杀。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西藏输入富裕还不等于输入幸福。藏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对西藏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关注藏民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需求，一丝不苟地尊重藏族独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无微不至地爱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制止对草地的超载放牧，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对珍稀动物的滥捕滥杀。对于达赖喇嘛，我们要坚定地重申反对“藏独”、反对暴力的政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善于做精神文化层面的沟通和批评。达赖就擅长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诉求，包装成对某种精神文化纯洁性的捍卫。既然不少藏民依然承认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我们就要非常巧妙而艺术地运用政治抨击和精神文化批评的“两手”。
我们也要正视和承认在西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比如基层干群关系如何更融洽，内地经商户与本地藏人如何比翼齐飞、共同致富。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族自治机制，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睿智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分解、演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因势利导，各个击破，而不是相反，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因此，处理西藏问题的有关部门领导一定要从传统政治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西藏独特社会矛盾和民族宗教的问题。
据报道，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与美国德州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高校十几位科学家合作，通过对中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族人群和藏族人群具有共同的特异性Y染色体类型。汉藏两族有着共同推崇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包拯。在古代，汉藏之间和亲、修好、吊祭、会盟、封赠连绵不绝。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汉藏以舅甥相称。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拉萨，都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藏传佛教也在内地广泛播撒。北京的雍和宫、颐和园、白塔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庙，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灵隐寺，都渗透着藏族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西藏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的社会地位，汉藏关系的社会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对汉藏民族和谐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赞同凤凰卫视独立时事评论员的见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官员需要具备高度的民族学、人类学素养，能走进藏人的内心世界，对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乾隆皇帝为了接待六世班禅，以帝王之尊恶补藏语。英国人派驻殖民地的总督，一般都是学历史的出身，对政治学、人类学参研得很透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讲话的政治暗示都很得体。我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这是历史治藏经验的深刻总结啊！
6 以平常心面对世界
西藏地处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三大古文明之间，雅鲁藏布江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形成的裂缝。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拔比泰山高出3倍的雅鲁藏布江，不应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阻隔。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星期日电讯报》发表的文章说得好：“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火炬传递只是奥运会的前奏曲，下一个焦点将转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各国运动员、裁判员、游客、NGO和政府首脑来到北京，必然带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评判视角。北京奥组委一再发出呼吁，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希望北京奥运能够避开西藏、人权等问题的困扰。但我们也无法要求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都只为体育而来，更无法要求他们与我们一样观察评判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声音？这对我们融入全球化是一个考验。
显然，政府要尽快从全能政府的角色中摆脱出来，面对国际社会，不能要求所有发言主体都从同一个视角、同一个立场发言。中央政府关注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北京市政府关注北京的安全、交通、反恐；北京奥组委关注奥运的正常进行、不受干扰。与此同时，不妨鼓励市场化媒体、NGO、网络“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成为发言主体，鼓励他们对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发表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近年来，在厦门PX事件中，在南方雪灾中，网络公民记者自发到现场踏访拍摄，发回第一手报道，弥补了正式媒体报道不足的缺憾。这次拉萨骚乱，如果鼓励拉萨居民、受害者、旅游者在互联网上讲述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对于让全世界了解骚乱真相和中国人的心声，肯定是利大于弊。至于西藏经济和人权的改善，民族政策的进步，西藏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特性的影响，汉藏之间的误解、敌意及其化解，由非官方机构和人士来评论效果肯定更好。资讯透明度和舆论多元化，是四两拨千斤、消解敌意的一个好办法。
记得中西方关系同样很不平静的1999年，从5月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12月签署WTO中美双边协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扭转危局。从西方火炬接力风波，到北京奥运开幕还剩下100天时间，时间更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中外有识之士已在各自努力，为即将到来的人类盛会冲淡乖戾、营造和谐。
在圣火风波的漩涡巴黎，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4月21日飞抵上海，飞机一落地就去探望了在巴黎遭遇示威者袭击的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议长给这个上海姑娘捎来一封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慰问信，信中对金晶在巴黎受到“不能容忍的袭击”“表示不安”，声明此事“不能反映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对此感到受伤是可以理解的”。在向来感情冲动的法国，政治家开始冷静下来，考虑如何缓和来自中国的愤怒情绪。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日会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奥运部主席迪克·埃伯索尔一行。在中国媒体和民众严词抨击CNN，质疑西方主流媒体对拉萨骚乱报道严重失实和敌视中国时，国家副主席出面对NBC的奥运报道表示“感谢”，并希望各媒体集团“共同努力”，使奥运会转播工作圆满进行。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表态。我们必须主动找到与国际媒体交流的办法，鼓励客观公正的报道，降低相互妖魔化的敌意。
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经典说法是，争取温和派，把激进派晾在一边。我们可以敦促达赖喇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约束藏族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多做对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和平发展有益的事情。
实际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营造与奥运会相适宜的开放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尊重奥林匹克惯例，中国政府从2007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在华采访限制，到外地采访不再需要专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一些过去登录不便的网站，从维基词典、美国之音到花花公子，现在都可以点击浏览了。在涉奥场所，可以销售境外报纸、期刊。中国文化部还向全世界遍撒“文化请柬”，邀请80多个国家的260多台优秀剧（节）目和近160项艺术展览，在奥运会开幕前来北京献艺。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已经出口家用电器、皮鞋、纺织品，中国还要争取“出口”思想、价值观，“出口”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和从容淡定的大国风范。奥运精神是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一部分，与多元表达的人权意识本质上是一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可能出现的某些杂音，本身也是奥运文化氛围的一部分。不宜表现出奥运在手、神圣不可侵犯的心态，动辄指责别人违背奥运精神。要避免轻率地指责人家“反奥运”。
奥运需要主办城市、主办国的政府与国民表现出成熟的文明心态，依照理性、法制的原则，对待反对意见，营造开放和谐的舆论环境，做国际社会中值得尊敬的一员。借用海峡彼岸的一句口号：“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以这种态度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包括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差距、隔阂、误解和历史的恩怨。我们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肯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恳切陈词：“中国人想把奥运会办好这颗心是真诚的。我相信13亿人民微笑着面对世界，全世界人民也会微笑着对待中国。”
科学昌明、经济全球化的2008年，不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北京奥运把一颗真心放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手心，希望我们这个星球传布理解、尊重和博爱的传奇，因为北京奥运的口号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本文亦刊发于《财经》杂志） 【转】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单独会谈记我国政府把达赖喇嘛当成寻求分裂的国家的敌人，大多数汉人也对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支持奥运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而达赖喇嘛却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赞誉和认同。到底是整个西方世界被达赖喇嘛蒙蔽了，还是我们因为信息被扭曲而构筑了盲目的仇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持奥运会和反对藏独的爱国学生，更作为立志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分子，我都不希望看到汉藏两族的同胞们仅仅因为缺乏必要的沟通而相敌视。带着一些疑问和建议，我于4月24日中午在科盖特大学的一所私人住宅内见到了达赖喇嘛。
其实在三月下旬，在网路上悲伤地目睹了拉萨的混乱后，我和几位朋友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大楼组织了一场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会，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驻美代表、藏青会美东负责人等西藏人士，也有哥大的西藏研究教授，还有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分析评论家等人，因为我们相信若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让不同身份、背景和视角的人士进行平等和冷静的思想交流，是化解有可能存在的矛盾和误会的最佳方法。在这场持续了3个小时、将近有180人到场的会上当然也有几位我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在那时他们就希望看到达赖喇嘛能够明确地表达对奥运会、对独立或自治以及对藏青会等问题的态度。 所以在4月22日，我和一位朋友驾着没有导航系统的车，曲折地在高速公路系统上摸索着。但幸运的是我们按时赶到了科盖特大学，在那里达赖喇嘛正在举行一个关于"幸福人生"的演讲。据说一共只有三千人的科盖特大学，在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将近五千人。坐在两块硕大屏幕之间的舞台上，虽然有时夹杂着可以理解的语法错误，他活泼而充满诚挚的谈吐显示出过人的敏锐和反应能力。在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和问答过程中，幸福、宽容、理解、怜悯和同情一直是他的主题。在五千人带着满足和愉快的表情慢慢走出会场时，我看见场外大约二十多名中国同胞们正激情地喊着"我们是一个家庭，不要拆散它！"可惜因为感冒，嗓子干燥嘶哑而让我无法和同胞们有着更多交流。但我想在见到达赖喇嘛本人时，我一定会问他我们所关心的一些尖锐问题的。 24日早上9点，在科盖特客栈，一个拥有着古典装饰的美丽旅店里，达赖喇嘛在会见了科盖特大学的佛教学生后举行了一场中文记者信息发布会。走进小会议厅时，他热情地和每一个记者握手，包括新华社在内有大约上十家媒体出席了会议。有位女记者误将哈达戴在了达赖喇嘛的头上——按照习俗，晚辈在敬献哈达时是应该放在长辈手中的。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他阐述着非暴力的理念，全面支持汉藏大团结，支持维护社会稳定，也不争取独立，支持奥运会并希望到北京观看奥运会。 终于在中午12点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走近了一座乡村别墅，在20米开外的入口处，装扮酷似007的几个便衣警员非常友好地给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当他们问我在哪儿读书时，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问他们在哪儿工作——原来并不是传说中的CIA特工，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在门口，达赖喇嘛和一位同样穿着藏袍的高僧以及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亲自迎接我们的到来。按照藏人的礼节，我与他握手、向他敬献哈达后，他用中文说着"欢迎"邀请我坐下来。我提到当前全球围绕西藏问题各方情绪高涨的根源也许在于信息的局限以及缺乏和汉藏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将心比心的交流，并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 达赖喇嘛觉得，在这些事件中，双方都过于情绪化，并从历史角度解释了藏人的不满情绪的成因：在元朝以前，西藏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并不属于中原政权。自元朝以来，从西藏人的视角来看，和中原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更像牧师和贵族那样作为精神导师；而且在1949年以前，藏人是不用（向中央政府）缴税的。后来，西藏名义上在中国政府的管辖时，在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年代，其他省份的中国人有时候会来西藏搜刮一些钱财，甚至产生冲突，会烧毁一些寺庙。即便如此，西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1949年以后，解放军进入西藏，新政府显然更强大，更有组织，可西藏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控制。1956年开始了（土地）改革，改革当然是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所使用的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手法却很难以让藏人接受。与中国内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不同，在西藏，大多数地主和农奴相处基本融洽，就像一家人中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改革开始后，地主被投入监狱，农奴被要求殴打地主，而农奴在这种情况下却常常保持着沉默，甚至哭泣。简而言之，在西藏的改革中所使用的方式和在中国内陆所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而这种粗暴简单的方式并不适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因此西藏人才开始产生怨恨，才有起事的开始——从西藏到56、57年的（原）西康，并在57、58年蔓延到整个藏人居住区域，其间有不计其数的西藏人失去了生命。而中国士兵也估计至少有几千人阵亡。达赖喇嘛感叹道，"我想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 在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同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了北京和其他几座城市，并见到了几位领袖。达赖喇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非常虔诚、非常动容，他说："毛主席亲切地坐下和我缓慢地交谈，尽管不时有点咳嗽。我也有机会去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一些重工业——从幼年开始，我就非常喜爱各种机械，所以我对大工厂都很感兴趣。在地方，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市长和我们一起宴会干杯，畅饮茅台酒，尽管我不能喝酒。我们见到了各级官员还有很多党员，很多都参与过长征。在那时，我也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兴趣，所以当我在北京时，我对共产党的官员说我希望加入共产党，他们告诉我'等一下，等一下。'1955年夏天，我从北京离开，在回西藏的途中，我见到了张国华司令员，非常棒的好同志——张国华同志，他正在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告诉他，去年在这条从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内心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而现在走着同样一条道路，回到西藏的途中，我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 "在那时，不仅仅我愿意加入共产党，还有几百西藏人那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30-40年代，我知道有一个西藏共产党人，来自于我的故乡，他的鼻子受过伤，自豪的告诉我们称，这个鼻伤是打日本人时弄的，他参加过中日战争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一员。至于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几乎就是个候补党员。国民党、清政府总是把我们当成少数族群看待，但这些中国人，这些非常有革命精神的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人不一样，非常献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平等和兄弟民族间的团结。所以包括彭措饶杰等人都对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感到非常自豪。毛主席自己在'17条'（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简称）中，有一条就提及军政委员会，我们虽然很害怕'军'这个字，但我们看到 '自治'的框架时都非常高兴。1956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是他第一次强调统一的自治区，现在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西藏藏区"的意思，当时就是陈毅保证的。" 从达赖喇嘛的谈吐和感情流露来看，他是真诚地缅怀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非常珍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对于一个绝大多数人把达赖喇嘛当作神来敬拜的广大区域，至今没有发生长期、大规模的流血抵抗和冲突，没有达赖喇嘛非暴力的巨大影响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认识到部分藏人的不满情绪也是事出有因这一实际情况，从而在处理西藏具体事务上多一些灵活性，"那么藏人对汉人的忠诚会自然的到来。" 就在这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时间不多了，达赖喇嘛马上要前往机场启程离开美国。我得赶紧进入下一个话题，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那就是寻求创造多元化的渠道加深汉藏民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是真正的民族大团结所必需的。我向他提议创办一个网站并组织汉藏学生公开信互写活动，中英双语，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还可以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举办汉藏学生电视辩论。他表示此类想法非常好，这样在危机到来时，大家可以相互讨论了解情况，而不至于相互敌视或仇恨。同时我还提及我的一个电脑工程师朋友志愿拍摄藏人在印度定居点的生活的纪录片，他都非常高兴并要代表处给与充分支持。他还接受建议出国访问每到一处都争取组织和当地最普通的中国学生和移民进行见面座谈，交换想法，消除偏见。 甚至在大藏区的问题上，他也持着非常大的讨论余地。我建议他在有生之年不惜一切代价回归西藏，若出现双达赖的情况，不仅对汉藏两个民族都没有半点好处，而且由于他非暴力的影响力消失，暴力局面的出现是全世界人民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处理大藏区的问题上，可以灵活一些，甚至放弃大藏区的主张。他告诉我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反对将讨论局限在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可是其它藏区的藏人把所有的信心、支持和希望都投入在他身上，再说就从文化和感情的角度来说，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居民也是无法割离的。在他看来，他所希望的只是藏人居住区的内部事务由藏人自己决定，西藏地方政府由懂得藏语和藏族文化的藏人来担任主要职务，对于文化和语言的保护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仅此而已。而他自己若回到西藏，不会担任任何职务，将完全进入退休状态，把个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完全交给当地政府。我想，既然我国政府极具政治智慧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保证了港澳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西藏的政策是否也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达赖喇嘛几十年反复重申绝对不寻求独立的保证下，这种藏人治藏的形式应该有很大的商讨空间。即使有些有争议的细节难以很快定夺，任何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交流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准备了9个问题最终只临时挑选地问了5个： 1. 你寻求独立吗？为什么？ 他非常坚定的回答"不！"，因为"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经济强大的中国能给我们巨大的帮助，让600万藏人过上美满的物质生活。"
2．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4月8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喇嘛是农奴制的头目代表，农奴制在旧西藏融合了政治和宗教。达赖喇嘛所寻求的'中间道路'目的是恢复他自己的'过去的天堂'，让百万自由的农奴重新回到过去的黑暗的桎梏。"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寻求神权农奴制吗？ 他笑着说，"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决不会去恢复旧的制度，早在1969年，我就清楚地表示过，甚至'达赖喇嘛'这个角色是否继续存在，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3．中国媒体把藏青会描述成一个支持暴力的恐怖组织，并且指责您和藏青会在演双簧来共同分裂中国。您如何解释您和藏青会的关系？ 达赖喇嘛回答说："在最初，我们觉得'（西藏）青年大会'作为一个青年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其他任何社区的青年组织那样，青年人是未来的基础，可是在大约1974年，我们已经肯定，迟早我们会回归中央政府，所以'独立'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中间道路'，即不是现在的情况，也更不会是'分裂'或'独立'。可是渐渐地，藏青会变得越来越批判我们不寻求独立和分离的立场，所以从最初开始，当然他们也是藏人，也是佛教徒，也经常会来见我，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清楚地向他们表示，你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也经常批评他们，认为他们的立场是不现实的。"
4．当您转世以后，而新的达赖喇嘛很年轻时，谁会接替您对非暴力"中间路线"的倡导？另外，您认为中国现在西藏人接受官方的班禅喇嘛吗？ "希望今后的发展还不至于涉及到我的转世这个问题。可两个班禅喇嘛这个问题，我觉得藏人大部分内心对官方的班禅喇嘛并不是非常忠诚，所以对汉藏的共同利益而言，最好能避免类似的争议。"
5．中国对西藏在近50年有很多投资，在你看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今后最应该把经济资源用在哪些方面？ "基层的藏族群众应该能够从中获益，这一点至关重要，比如，在地方应该兴建更多的医院、学校和其它经济项目。"
在会面结束后，他拿着奥运T恤衫真诚地说："我拿着这件衣服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支持奥运盛会应该在这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举行——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用藏语挥笔写下：
祝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辉煌发展，从而为全世界的和平进程做出作卓越的贡献！
达赖喇嘛 2008年4月24日
回学校以后，藏语教授告诉我说，达赖喇嘛的这封信中所用的"中国"一词是来自于汉语拼音的词汇"zhong guo"，特指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并没有使用藏文中原有的"中国"（Gyanag），代表传统的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 这次大约75分钟的会面我感受到了达赖喇嘛的诚挚和热情，他对非暴力的倡导、对奥运会的支持和对不寻求独立的承诺都和他在西方世界的一贯言行是一致的。作为一名80后的普通留学生，至少在我看来，今后西藏的未来不仅仅需要我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共同对话和商谈，消除误解和仇恨并促进真正的汉藏大团结更需要两族人民之间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而这也是我此行的根本目的。 孔灵犀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专业大四学生
2008年4月26日 【转】一个美国青年给中国青年的18条建议是我前年教过的一个美国小伙子所写，他现在在中国工作。他能写这些我不意外，因为他一直对中国的事情很热心，我认真把它们逐字翻译在这里。我们中国的青年，实在是太需要与这个世界沟通了。
出于他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位美国青年写道：“近来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带给中国尊敬或荣耀。相反地，在外人眼里，这些行为使中国看上去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uncivilized and brutish）。我想帮助我的中国朋友，尤其是那些旅居海外的人，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恰当的处理西方的政治争议，这样他们就能更好的让外人了解他们的祖国，修补中国的国际形象。。。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成功！”
在建议开始之前，他说“我有些担心我所写的东西有点儿‘训导’的味道”（ I'm a little concerned that what I wrote might seem patronizing. ） 下面就是他的详细建议，共五段十八条：
一、如果你看到西方媒体的反华失实报道：
1. 给该节目编辑写一封有礼貌的信，指出问题所在，用逻辑来支撑你的观点。（要文明的体面的表达你的观点，给编辑写信是个好办法 ---而且你的信可以被免费发表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DO write a polite letter to the editor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 giving a logical argument to support your position. （Letters to the editor are a respectable, civilized way to express your opinion—and you can get it published for free）
2. 如果某些照片或视频片段是错误的或具误导性的，自己制作一段冷静的、有信息含量的视频解释为什么那些东西是错的。（人们愿意观看冷静理性的视频并从中学习）
DO make a calm, informative video that explains why a photograph or media clip is wrong or misleadi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and learn from calm, reasonable videos）
3. 不要写怒气冲冲的、丧失理性的充满了个人攻击和共产主义政治魔咒的抗议信。（如果你的信怒气冲冲，人们不会尊重你的观点。人身攻击时歇斯底里的表现，会被置之不理。共产话语的特点一目了然，如果人们认为你只是简单的重复政府的宣传的话，没人会搭理你）
DON'T write an angry, irrational protest letter with an argument based upon ad hominem attacks and Communist political mantras.（If you write an angry letter, your opinion will not be respected. Ad hominem attacks (irrelevant criticism of a person's character) will be rejected as desperate. Communist language is very easy to spot, and people will disregard you if they think you are simply repeating government propaganda.）
4. 不要制作怒气冲冲毫无逻辑的视频，目的就想告诉西方观众他们是白痴。（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侮辱你的方式纠正你，你一般很难接受，尤其这种纠正还毫无逻辑可言，这段YOUTUBE上的视频就是绝佳的反面教材，http://www.youtube.com/watch?v=x9QNKB34cJo。它不止侮辱了观众，还大肆宣扬一些毫无根据和逻辑的论断，比如CIA现在还在支持打来拉马。）
DON'T make a video that makes angry, illogical statements and tells the Western viewer he is an idiot. （It is difficult to accept correction from a person who insults you, especially if he does it illogically. This video on YouTube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what NOT to d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9QNKB34cJo. It insults the viewer and makes unsupported and illogical claims, such as saying the CIA still provides support to the Dalai Lama.）
5. 对那些进行了不实报道的媒体，一不要呼吁禁止，二不要暴力攻击。（有一点很重要，西方媒体并不受政府掌控，所以不要太把它们的错误和偏见当回事儿。保护言论自由同样要保护那些错误和不公正的言论，为使我们免受政府暴政之害，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DON'T call for bans or violent attacks against publications or broadcasters who make unfair statement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since Western media are not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their errors and biases should not be taken so seriously. Freedom of speech even covers speech that is unfair or wrong; this is an important protection against government tyranny.）
二. 如果一个外国人和你在藏藏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6、尊重人们不同的文化，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与你不同。（举个例子，美国人通常对各种"独立"运动都抱积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美国的好日子完全归功于美国的独立。还有，别国的人通常对政府抱有更多的怀疑，尤其是对中国中央政府这样的极权政府）
DO respect the fact that the person's culture is different, and that he views political and moral issues differently. （For example,Americans often have a positive view of "independence" movements because they think of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came from American independence. Also, people from some countries are more suspicious of government, especiall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ik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7、请记住他没有长在中国，所以他接触的是关于藏藏的不同信息，其中的某些比你在中国得到的更准确。（在学习藏藏体验藏藏文化方面，中国人的优势在于你们有更多机会，而外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政府的宣传、审查和欺骗的干扰）
DO realize that since he didn't grow up in China, he has access to different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some of which is more accurate than what you learned in China.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nd experience Tibet. Foreigners have the advantage of learning about Tibet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Chinese government propaganda, censorship, and deceit.）
8、与之友好的辩论，晓之以实动之以理。（可以争论，不要感情用事，最好是你们都能从中学习）
DO have a friendly debate based on facts and logic.（Have a little debate. Don't get emotional. Hopefully you will both learn something.）
9、不要直斥别人所知的所有都是错的。（他对藏藏所知的一点一滴未必都是错的，善意的纠正比直斥别人无知更有礼貌）
DO have a friendly debate based on facts and logic. （The person is probably not wrong about everything regarding Tibet, and it is more polite to gently correct than to tell him that he is ignorant.）
10、当你手头没有证据时，就别把话说绝。（"藏藏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判断。对于藏藏与中国的联系你必须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
DON'T make absolute statements that you cannot readily support.（"Tibet was, is 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 is not a complete argument. You must provide convincing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tie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三、如果一个中国人和你在藏藏问题上有分歧：
11、要尊重观点的不同，尝试理解为何有人与官方意见不同。（再次强调，我认为"不同"是最好的老师）
DO talk about your differences of opinion respectfully and learn why some people disagree with the official Chinese position. （Once again, I think it is best to try to learn from someone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12、不要直斥别人为"卖国贼"，并以暴力威胁对方及其家庭的安全。（与中国政府意见不同并不等于叛国，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永不可恕！他们让中国看上去既不文明又凶巴巴。中国人对待他们同胞杜克大学的王千源的方式让我不寒而栗）
DON'T denounce the person as a "traitor" and threaten him or his family with violence. （Disagree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ifferent from betraying China. Violence or threats of violence are never excusable, and they make China seem nasty and uncivilized. I was appalled at the way Grace Wang at Duke was treated by her fellow Chinese citizens.）
四、如果抗议者干扰了奥运火炬传递：
13、对那些少数处于政治目的干扰火炬传递的人，要表达你的失望和不安。（你也许会发现很多人同样对这次奥运被如此政治化表示失望，但很多人也确实认为中国政府"出来混久了该还点儿了"）
DO express your dismay that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have decided to disrupt the torch relay for political purposes. （You will probably find many people who are also disappointed that the Olympics have become so political—but many people also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erves to be embarrassed.）
14. 问问你的朋友他们是否认为这种干扰有情可原，如果他们的观点与你不同，要在尊重的基础上互相讨论。（反正奥运已经被如此政治化了，正可以借此讨论这政治化应该到何为止？）
DO ask your friends if they think these disruptions are acceptable,and have a respectful discussion if your opinions differ.Since the Olympics have already become so political, the attacks on the torch provide a good starting point to discuss what the limits to this politicization should be.
15、别把火炬受干扰当成那整个城市或国家不可饶恕的罪过。（火炬在巴黎和三藩受阻并不代表大部分法国人和美国人就是反华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就是漠不关心。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也不能责怪法国和美国政府）
DON'T behave as though disrupting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is an unforgivable sin on the part of an entire city or nation.（The fact that the torch relay was disrupted in Paris and San Francisco doesn't mean that most French or most Americans are anti-China. Most of them don't really care. You can't blame the French or American governments, either, without serious evidence.）
16、不要试图通过抵制和暴力骚乱"惩罚"外国公司。（为了她的某些民众所为就"惩罚"这个国家是错误的，抵制家乐福对家乐福影响有限但很可能伤害到其中中国员工的利益，以及在家乐福出售产品的中国公司的利益。在家乐福组织骚乱真的让中国看上去非常落后和愚蠢）
DON'T try to "punish" foreign companies with boycotts and violent mobs.Not only is wrong to try to "punish" a country for an insult made by some of its citizens, boycotting Carrefour will not hurt Carrefour much and will mostly hurt Carrefour's Chinese employees, and the Chinese companies whose products are sold at Carrefour. Forming violent mobs at Carrefour makes China look really backward and stupid.
五、如果某人侮辱了"中国"或"中国人民"：
17、当这人说"中国"或"中国人民"时，弄清楚他的意思是不是"中国中央政府"。（用"中国"指代"中国政府"的用法非常普遍，就像人们也常用"美国"指代"美国政府"一样。当西方人批评中国政府时他们并不是在批评全体中国人，他们知道中国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政治领导人）
DO think carefully about whether the person means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when he says "China" or "the Chinese." （It is very common to say "China" when speaking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ust like one would say "the U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US government. Furthermore, when Westerners criticize China's government they are not
blaming all Chinese; they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choose China's political leaders.） 18、对一个在很多事情上都习惯口出狂言的人，别把他当回事儿。（像Jack Cafferty, Lou Dobbs 和 Bill O'Reilly这些人，他们的职业就是口出狂言，要靠这个养家糊口。他们把那些愚蠢冒失的话挂在嘴边是为了吸引眼球。所以当他们对中国胡说八道时，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而不是呼吁严惩。就因为某人在电视上说了些关于中国的蠢话就如此敏感，多荒唐啊！）
DON'T feel like you need to respond if the person frequently makes outrageous statements on other topics. （People like Jack Cafferty, Lou Dobbs and Bill O'Reilly are paid to be provocative. They say silly, offensive things all the time because more people will watch them. So when they say something silly and offensive about China, the best response is to roll your eyes, not to call for severe punishment.Americans think it's ridiculous how sensitive the Chinese are about one man saying some dumb things about China on TV.） 【转】北京奥运：与民主进程无关五一劳动节，劳动劳动，把最近看到的有价值的文章都转贴一下。
北京奥运：与民主进程无关
2008年4月22日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van Ramstad / Gordon Fairclough
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官员决定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中国的时候，他们想到了首尔。首尔当年获得奥运主办国资格的时候也曾引起很大争议，但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最后仍成功召开。
首尔赢得主办权时还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是奥运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了这个国家的反政府示威，最后该国领导人作出了让步，修改了宪法并举行了自由选举。
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说，奥委会当时希望，北京举办奥运或许也能促使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中国一些官员也赞同这个想法，他们暗示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改观。
时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在庆祝北京获得主办权时说：中国将在改善人权的问题上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九十年代，袁伟民曾批准将体育场馆用来作为司法系统举行公判大会的地方。
但批评人士指出，眼下距离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了，而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承诺仍没有兑现。他们指责中国政府对内压制不同政见，对外则向苏丹和缅甸等独裁政府提供支持。
近期在西藏地区发生的暴力抗议事件再度引燃了人们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之声。来自若干团体的激进分子针对北京奥运会和火炬传递活动进行了抗议，为的是让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各种诉求──从新闻自由、人权运动到对法轮功宗教活动的打压等。
而从目前结果来看，庞德说，中国和韩国在内部社会生态和所处环境上都有明显不同。他说，首尔奥运前夕，韩国正处于巨大政治动荡前的阵痛中，而且它希望自己能成为可与日本抗衡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但中国社会没有类似的需求。
韩国当时出现的大规模公众不满和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最终导致了军政府的垮台，但观察家们说，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迹象。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政治上的进步非常缓慢，这次的奥运会或许能加速业已发生的变化。
在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看来，奥运会是对他们眼中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层面所取得巨大进步的一次隆重庆典。在中国人心目中，当今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和自由。
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第30个年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不再奉行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向全世界敞开了国门。这30年来的变化让中国从一个僵化、停滞的共产党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希望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奥运会的到来将与其种种努力相得益彰。中国正在加强其军事实力，同时也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攻势，以推行其非民主化的发展模式。中国计划在奥运会后实现首次航天员太空行走，这将成为该国宇宙飞船载人登月计划中的里程碑事件，这无疑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领导人和学者认为，从这些方面来说，北京奥运会的确可以跟1988年首尔奥运会相媲美──不过这并不是国际奥委会期待的方式。中国人认为，奥运会将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任海说，经济发展要求社会作出相应变革；中国的确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政治变革一向都是缓慢且渐近式的，因此，外人往往都会低估实际变革的程度。
不过，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并不买帐，有些人甚至做了更刻薄的类比。
已退休的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森恩(Alfred Senn)说，以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跟它没有什么可比性。森恩曾讲授有关奥运会与政治方面的课程，并撰写过相关书籍。他说，可作比较的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强大的政权，它们的社会、政治政策都受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对。
中国领导人则反对做这样的类比。外交部长杨洁篪上个月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各方善意的建议和批评；但是想抹黑中国的人是不能得逞的。他说，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客试图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做法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
不过，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活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1896年诞生以来几乎总是和政治问题纠缠不清。第一次大争论是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当时俄罗斯反对给身为其附庸国的芬兰单独计算奖牌数并举行升旗仪式。中国自己也曾抵制过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原因是反对台湾派运动员参赛。
奥运会曾在世界大战期间停办，但政治冲突无碍它的举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前夕，该市发生了暴力冲突，数百抗议者被警察和军队杀害，但10天后，奥运会就在离流血地点不远的体育场里如期举行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更是杀害了以色列的11名运动员和教练。
但1988年首尔奥运会产生的政治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韩国领导人七十年代就开始讨论主办奥运会可能给韩国带来的希望。撰写了多部韩国现代史书籍的Cho Gab-je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推动韩国发展经济，并削弱朝鲜。他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促使其他共产党国家承认韩国，将韩国与朝鲜彻底划清界限。
韩国人到1987年6月时已提前完成了奥运筹备工作，高速公路、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观光酒店等相关硬件设施基本完工，但有报导称，首尔街头爆发了骚乱。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聚集到商业区，抗议全斗焕(Chun Doo-hwan)政府所做出的要求停止讨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决定。
抗议行动让奥运会官员、赞助商和广播电视公司大为不安，他们为奥运会已投入了数亿美元资金。许多人怀疑奥运会恐怕不能如期举行。伦敦和洛杉矶的市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动作够迅速的话，他们或许能接手承办奥运会。
此时，全斗焕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Roh Tae-woo)意识到首尔奥运会已岌岌可危。他向全斗焕施压，要求他会见金泳三(Kim Young-sam)等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金泳三将首尔奥运会跟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
1987年6月24日，金泳三与全斗焕在青瓦台韩国总统府举行了会谈。金泳三在最近接受采访时回忆到：我当时想，我一定要说服他改变立场。我离开那里的时候觉得，他应该是听进去了。
五天后，卢泰愚宣布，韩国将接受抗议者提出的要求，修改宪法并举行大选。12月，卢泰愚成为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1992年，金泳三继卢泰愚之后当选第二任民选总统。
有资料显示，在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全斗焕拒绝接受采访，自下台以来一直对媒体守口如瓶的他希望继续保持沉默。
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不像当年的韩国，国内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变革呼声及运动。据中国零点调查公司(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对城乡家庭数年来的一项调查显示，2000至2007年，公众对中国政府处理社会事务的满意度及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有明显上升。
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与当年的韩国不同。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强大，其他国家不可能冒着损害自己国家财富和消费者利益的风险去要求中国进行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在3月份的西藏骚乱爆发之前，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遭到的最主要指责都是针对外交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做法等。有些时候外界的压力似乎促使中国对外交政策作出了一定调整，而且肯定也对中国在决策时听取公开意见有所推动。
去年9月，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团成员参观了解放军的一支工兵部队，他们正在为参加联合国和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在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做准备。记者们看到，士兵们正在演习搭建难民营、架设轻便桥梁。
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局戴少安大校表示，中国有义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美国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今年2月因不满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做法而宣布辞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之后，中国达尔富尔特使刘贵今以相当严厉的措辞予以回应。他承认达尔富尔的现状是一种人道灾难，但他说，中国政府正在敦促苏丹政府在允许维和部队进入冲突地区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斯皮尔伯格发表上述声明后不久，布什总统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他仍计划出席奥运会。他说：我跟斯皮尔伯格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平台。
我会跟胡锦涛主席讨论此事。他还说：我的确将提醒他，在解决达尔富尔灾难方面他可以做更多。我想，在奥运会期间人们应该会有很多意见要表达。
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对其行为的解释总是与外界的期待和愿望相左。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时北京方面开始打压国内的异见人士，这引发了人权组织的极度不满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曾借北京奥运会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知名异见人士之一胡佳4月份被北京一家法庭判处3年6个月监禁，理由是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竭力赞成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人士希望，此次体育盛会能有助于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湘林说，我们希望人们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更多了解，理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们应给我们更多时间。
北京体育大学的任海教授说，从奥运会筹备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在发生改变。比如，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原来设计有一个可打开的屋顶，但有工程学专家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设计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可能效果也不理想，最后有关方面取消了“屋顶”的设计。政府原来还计划在奥运会会址通道附近设置一连串塑料材料做的水池，后因环保团体的反对而告罢。
任海说，这样的事情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我们正在用更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
任海和罗湘林认为，如果西方激进人士的批评太过激烈，那么有可能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毕竟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西藏不应该独立、台湾也不应自行决定其未来；中国人对外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缺点不停指手画脚的行为感到很愤怒。
罗湘林说，中国人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的反应会很情绪化，如果看到负面评论就会大动肝火。
任海说，奥运会或许能让中国人变得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更加坦然。他说，中国人应该学会容忍不同意见，应该接受有益的批评。我们的确存在问题，比如空气污染很严重。这一点每个人都能看到。谁能说我们已经很清洁、很环保了？没有，也没人会相信。
任海和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在中国继续快速变革、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渐提升之际，对中国来说，奥运会并不是一个达到顶峰的象征，而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助力跳板。任海自问到：是中国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中国呢？他的回答是：两者都会改变；人们需要看到真相；而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 4/11/2008 烟盒·七天
你说 你是个烟盒爱好者 要我帮你收集一些
第一天 我在路上捡到一只烟盒 熊猫 我把它给了你
第二天 我在路上捡到一只烟盒 玉溪 我把它给了你
第三天 我在路上捡到一只烟盒 双喜 我把它给了你
第四天 我在路上捡到一只烟盒 七星 我把它给了你
第五天 我在路上捡到一只烟盒 Marlboro 我把它给了你
第六天 我在路上捡到一只烟盒 不认识什么牌子 我把它给了你
第七天 我比平时提早十分钟上路 想捡更多的烟盒 结果发现 你就是那扔烟盒的人 受煎熬的爱国心大约20年前，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学校的演讲比赛，主题大概是“爱我中华”。其中引用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话：“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 我记不清当时自己有没有热泪盈眶了，也许，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早已紧张得顾不上激动；但我能够回忆出，至少在写那份演讲词时，我的内心是热血贲张的。那时的我，是一个单纯、热忱的爱国少年，毫不怀疑教科书上的每一句话，当然更不会怀疑那些充满爱国主义豪情的谆谆教导。 可是后来，我的想法起了变化，开始意识到爱国不应是无原则的，一个国家值得爱的首要前提是它要爱自己的国民。再后来，我更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一个国家与爱一个政府是两码事，爱一个血缘、文化或者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与爱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是两码事。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丢失了我的爱，也不意味着我蜕变成了一个国家虚无主义者——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我懂得了爱与恨的辩证法：很多时候，爱其实会表现为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想起来这些，是因为下午接到LP的电话，谈了他们最近关于XZ事件的一些工作安排。在德媒供职的这几年，LP常与我谈起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扰，除了沟通合作方面的问题，最令她疑惑的就是作为中方雇员在外媒中的角色定位。一个新闻人、一个西方媒体的新闻人、一个在西方媒体服务的中国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往往使人感觉有精神分裂的危险。 毫无疑问，就选题的倾向而言，外媒更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那些灰色甚至黑色的东西。这难免会遭到中国方面（包括政府、被采访对象、旁观者）的不理解乃至杯葛，她自己也经常为此承受巨大而复杂的心理压力。外媒的这种倾向，似乎也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中国官方以及民间许多人对他们的指责，诸如有色眼镜、傲慢与偏见等等。 但是细想一想，追逐阴暗面原本就是媒体的天性，也是媒体的天职。为什么《南周》揭黑被认为是伸张正义、有人文关怀，外媒揭黑就要担负“别有用心”、“亡我之心不死”的骂名？（当然，官方和民间也是有所不同的：官方抗拒一切揭黑报道，不管外媒还是内媒；但在“一致对外”这一点上，官民之间显然更容易达成共识。） 我和LP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平心而论，以我们的经验和观察，西方人——当然也包括西方的媒体人，对中国的确是存在某些偏见的，这可能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能基于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制度优越感，也可能基于他们对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现在却突然崛起的大国的防范和嫉妒……但是，更多时候还是基于不了解导致的隔膜，因此这些偏见并不像近来我们的官报官台所宣传的那么夸张，也没有那么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就西方媒体的日常操作来看，总体上是合乎新闻道德和职业规范的，或者说是力求客观真实的——至少，要比我们的许多国内媒体好得多。 而人们对于外媒的抗拒甚至敌视，要么，是受了官方舆论灌输的影响和自身经验的误导，以为人家的媒体也跟咱们一样，是政府的传声筒和马前卒，新闻报道的立场就是代表国家、政府的政策，全然不知还有“自由媒体”、“独立媒体”这回事；要么，就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爱国情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自家的事关起门来怎么骂都可以，却万万容不得外人染指。尤其是后者，往往会不经意间煎熬我们的情感，左右我们的判断——就连我们这样自以为懂得一些道理的媒体人，也需要时时地与这种心魔作战。 这几天，一根火炬烧红了中国人的爱国心，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假如此刻自己也身在国外，是那些留学生或是华侨华人的一员，是不是也会加入到他们的红色海洋当中？纵使我再懂得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道理，置身于那样一个庞大的“气场”，会不会也被吸纳进去？特别是，当有西方人冲着你的东方面孔大喊“Shame on China”、“F**k China”的时候，当有人指着你的鼻子鄙夷地说“中国人都被洗过脑了”的时候，你还会保持自己的理性和风度吗？ 坦率地说，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因为我实在不敢保证。 或许，那些被我们讥讽为粪青的年轻人们，也并不都是力比多过剩得无处发泄的狂热分子，并不都是自以为政治正确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有时候，爱国激情真的是被“激发”出来的。 昨天凤凰的锵锵三人行，也提到了火炬风波中留学生的爱国热情比国内更高涨的现象。程益中认为这是由于远离故土之后乡愁情结带来的美化作用。我则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海外的中国人平时尝够了被洋人歧视的滋味，这次的反击其实是“新仇旧恨”的总爆发。可是再深究一下，这种歧视有多少是来自西方人的种族意识？又有多少是受了国家政治形象的牵连？还真不好说。 事实上，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多数人都不可能一直自觉地把一国的政府和国民截然分开。当年北约炸了中国的大使馆，中国人不也是见了蓝眼睛高鼻梁的就抗议吗？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又有几个是把所谓军国主义者与普通的日本人区分开来呢？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快要把自己绕进去了，还是赶紧绕回来吧——我现在惟一庆幸的是，自己不在那个现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发表一些议论。 我想说的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的思维，要认识到：一个国民的尊严固然有赖于国家尊严的投射，但国家的尊严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强盛、富有，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游离甚至对立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它的国民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一个国民，如果不想为国家的过失背书、买单或者背黑锅，最好的办法就是致力于推动他的国家更快地走向进步和开明。这也才是真正的爱国。 所以，我们绝不能赞同以暴易暴的对抗式爱国主义，亦不能赞同动辄以断交、抵制X货相要挟的自闭式爱国主义。点燃仇恨的火焰，最终必会烧到自己。纠正偏见、化解分歧，惟有宽容、开放和交流才可达成。一个总是藏藏掖掖的国家，一个连自己的国民都无法充分获取资讯的国家，有什么底气指责别人的偏见？ 还有一件事情很令我沮丧：在这场冲突当中，许多西方人的偏见虽说是源于对中国的无知，但支撑其后的却是他们对自己价值观的信仰和坚守，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在我们这里，似乎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利益”——别人围堵我们是出于利益，我们反抗他们也要剥夺其利益（诸如“抵制X货”）。 我们这个创造过那么多伟大的精神财富的民族，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惟利是图了呢？ （4.10-11） 4/9/2008 【转】为西藏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
——期待民族的和解
梁文道 一 4/8/2008 【转】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长平
2008年4月3日 星期四
拉萨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于一个标题新闻。民众从谈话对达赖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国民众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络事件，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CNN”、“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
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尽管有几家媒体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采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于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愤怒仍在扩散。尽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国民众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于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制作的揭发图像在BBS上自由流传，也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于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历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达赖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注：本文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6/22/2007 泰北旅行笔记（图文版）
泰北密林间 车海刚 今年的“五一”长假，本想留给向往已久的尼泊尔，孰料提前一个月订机票就已一票难求，惟一一家有点希望的机票代理报出了9000元/人的天价，还不能确保百分之百有票。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几个备选目的地之中选择了泰北。 说起泰国，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南部的芭堤雅、普吉岛，有的朋友还会露出一丝暧昧的表情。实际上，与热情、西化的泰南相比，泰北的风格迥然不同，那里更加古朴自然，兼有热带丛林、民族风情、宗教文化、历史遗存，可以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而且，泰北目前仍是国人出境游的一个冷门，几乎没有前往泰北的旅行团，来自中国的背包客也不太多，因此不至于太过喧嚣浮躁。 飞泰国的机票虽然不像尼泊尔那么紧张，但同样拜“黄金周”所赐，价格较平时也大幅上涨。北京-曼谷的往返机票淡季时只要1000多元，现在却飙升到了四五千元。我们辗转托了一个在泰航工作过的朋友，才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天拿到两张3300元/人的往返机票。后来在泰国碰到几个国内的驴友，竟然一致惊羡我们的票价便宜！ 曼谷：天使之城的俗世体验 4月27日 初抵曼谷 北京时间下午17:35，由首都机场搭乘泰航的TG615航班飞往曼谷，当地时间22:00多（比北京晚1个小时）抵达曼谷素万那普机场。素万那普（Suvarnabhumi）是去年下半年刚投入使用的新机场，其规模与气势超过了我所见过的所有机场，包括东京的成田和羽田。此时已近子夜，机场内外仍然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看来曼谷这个国际大都市并非浪得虚名。 机场距市区约30公里，为了明天方便预订前往清迈的火车票，我们决定今晚住到华南蓬火车站（Hua Lamphong）附近。地勤人员告诉我们，可以乘坐AE1路机场巴士在Sala Daeng下车，再转乘地铁即可。 曼谷的机场巴士真是一个充分拉动就业的行业：从买票到开车，我们先后接触到七位工作人员——售票员2人、引导员2人（告诉你在哪里候车）、检票员1人、记录员1人（询问每个乘客前往何处并登记）、驾驶员1人。巴士票价为150B（泰铢）/人。其实，如果有两个人以上反倒不如打的划算，从机场到市区连车费加过路费也就是300B左右。 不知是不是因为晚班车的缘故，登上巴士后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车，路上又行驶了近1个小时。当我们到达Sala Daeng时，地铁已经关闭了。这时的曼谷下起了细雨，两个孤独的旅人站在雨夜的异乡，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惶恐。好在路边停着一辆Tuktuk（东南亚国家常见的三轮摩托车），跟司机讲好80B的价格，把我们拉到火车站附近，直到找好住处为止。 没想到火车站周边的旅店甚少，转了半天才找到一家挂有中文招牌的“京华大旅社”，我和太太不由得相视大笑。京华大旅社是家商务酒店，条件还不错，干净、便利，缺点是价格比我们的预算偏高，标准间650B/晚。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折腾到现在（凌晨1点多）早已人困马乏。 入住之后才发现，原来这家旅社正是《Lonely Planet》上郑重推荐的Krung Kasem Srikung Hotel，只是作者不晓得它有一个如此富有南洋风情的中文名字。旅社背后的区域就是曼谷的唐人街，街道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草药味道。
↑曼谷街景（右侧为色彩绚丽的出租车）
↑曼谷的昭披耶河即湄南河 4月28日 恰都恰周末市场、大王宫 早起退房，将行李寄存在京华大旅社，步行到对面的火车站购买次日晚上曼谷-清迈的车票。售票员报出的票价吓了我们一跳，二等卧铺车厢要825B/人，而事先在网上查到的信息是只需300B左右。莫非咱们的黄金周效应传导到了泰国？犹疑了一下，还是买吧，毕竟乘火车游泰北也算是此行的一个小小梦想。 解决了车票问题，接下来可以开始与曼谷的亲密接触了。曼谷虽然不是这次旅行的重点，但毕竟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都市，不该轻易错过。泰国人称曼谷为“Krung Thep”（天使之城），据说这只是一个简称，全称翻译成汉语是：“伟大的神仙之京城、永恒的绿宝石城、坚不可摧的极乐境界、天地的皇都、被赠予九块宝石的世界大都会……”乖乖，我几乎已经没有耐心再敲下去。 上午的计划是逛恰都恰市场（Chatuchak），这个有“泰国市场之母”美誉的集市每逢周末才最热闹，今天正好是星期六。从火车站乘地铁，到恰都恰公园站下车，票价39B/人。曼谷地铁由日本政府援建，设施先进，奇怪的是坐的人很少，我们那节车厢老外占了相当一部分，可以肯定都是奔着集市而去的。 恰都恰市场果然够大，初来乍到者根本摸不清头绪，这里占地11.2万平方米，分成27个区，约1.5万个摊位，据说每天可接待20万人。穿行在狭窄的巷道间，一个店面连着一个店面，从工艺品、服饰、日用品到食品等等一应俱全，虽然不时能碰上“Made in China”的货品，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极富当地特色。对于女士们来说，在恰都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控制好自己的购物欲。 午餐在市场内一个半露天的大排挡，吃了一盘炒饭、一碗猪下水汤。桌上摆着的辣椒和生蒜个头极小，味道却很够劲。空气溽热，加上辛辣的刺激，吃得人大汗淋漓。 下午，由恰都恰乘坐空轨（sky train）返回市区。空轨是一种区别于地铁（metro）的轨道交通，全线在高架桥上运行，类似北京的城铁。目前曼谷共有两条空轨、一条地铁，分属两家公司运营。 从恰都恰公园站到市中心的Ratchathewi站，空轨票价为35B/人。下车后试图换乘公交前往大王宫，但曼谷的巴士实在令人头疼，不仅车身上没有任何英文标识，甚至连块详细点的站牌也没有。大王宫的售票截止时间是下午3点，情急之下，干脆拦了一辆出租车。在曼谷打车赶时间的“风险”大致和在中国炒股相当，这座城市的堵车举世闻名，比北京还不靠谱。好在我们的司机足够灵活，遇堵则绕，总算比较顺利地到达大王宫。路上利用堵车的间隙观察了一下曼谷的小汽车，发现几乎一水儿的日本车，尤以丰田居多。 大王宫（Grand Palace）是泰国的“故宫”，王室已经不住在这里，搬到了曼谷北部的新宫。同紫禁城相比，大王宫的体量相形见绌，其金碧辉煌和精雕细琢的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目眩神迷。 附设于大王宫内的玉佛寺（Wat Phra Kaeo）是一处必到之所。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以为玉佛是尊很大的佛，及至在玉佛寺的大殿里坐下，还在对着地图查找玉佛寺的方位，后来发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殿来席地而坐，对着神坛上一尊小巧的碧绿色佛像虔诚膜拜，才意识到这便是泰国的国宝——翡翠玉佛。玉佛高仅75厘米，供奉它的神坛却高达11米，可见其所受的尊崇。除了玉佛，我最喜欢这里幽长的廊道和精美的壁画，可惜佛教知识欠缺，只能看看热闹。 离开大王宫时已近黄昏，空气仍然灼热，在宫外广场的树荫下小坐了半小时，欣赏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色宫殿。 大王宫的门票为250B/人，玉佛寺包含其中，不需另外购票。 今天不打算再住回火车站附近，坐了一辆Tuktuk（50B），直接把我们送到靠山路（Khao San）。这一带是曼谷最主要的背包客聚集地，拥有一大批方便实惠的旅店。《Lonely Planet》给靠山路安了一个“声名狼籍”的形容词，大概是指这里夜夜笙歌的颓废氛围以及半公开化的毒品和性交易。不过，我却第一眼就爱上了这片洋溢着浓郁的市井味道、又因为各国背包客的到来而显得颇为国际化的街区。 至于它灰色的一面，未加考证便没有发言权。客观地说，靠山路上西方男子挽着本地姑娘的情形的确很多，但她们是否就是风行东南亚的所谓“taxi girl”，我可不敢妄下断语。 在巷子深处选了一家叫作“My House”的客栈，房价350B/间，有热水淋浴和电扇。My House最吸引我们的是它临街的大堂，里面摆满了舒适的沙发躺椅——虽然后来我们并未坐下来享受片刻。 当晚，先到旅店旁边的一家小旅行社，预定了明天的水上集市一日游（参团费250B/人），然后在路边排挡就着冰啤酒解决了晚饭，又每人花180B体验了一把正宗的泰式按摩，爽极！
↑日接待20万人次的曼谷恰都恰周末市场
↑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大王宫
↑一群小和尚从大王宫门前列队走过
↑靠山路是曼谷最大的背包客聚集区 4月29日 丹嫩沙朵水上集市、暹罗广场、蓝毗尼公园 一大早，旅行社的面包车如约而至，车上已经坐了两个中年西方女子，随后又到附近其他旅店接了几个客人。这样，我们这辆车上共有9个人：两位女士来自澳大利亚，另有一个英国女孩，最后上车的一对夫妇（或情侣）听口音像是东欧人，再加上我俩和当地的司机、导游，俨然一个小联合国了。 导游向大家简介了全天的行程，名目似乎很多，但他的泰式英语在我听来颇有些吃力，索性不去管他，反正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水上集市。 丹嫩沙朵水上集市（Damnoen Saduak）距离曼谷100多公里，有高速公路连通。泰国毕竟是“亚洲四小虎”之一，交通基础设施比我先前到过的越南、柬埔寨都好得多。 中途先经过一处制糖作坊，在此停留了半小时。刚下车就有一个姑娘端着一部相机对准我们拍照。我心想，泰国人民太热情了，迎接游客跟咱中国人迎接领导似的。直到有人捧着一堆印有每个游客照片的瓷盘走过来兜售，我才明白这是一个营业项目。他们的效率真够高的！不过，人家并不强买强卖，想要就付100B拿走，不想要的则收回销毁。制糖作坊很简朴，工艺却很有趣，做出来的糖也非常甜，只是我始终没弄清楚那种既非甜菜又非甘蔗的原料叫什么。 抵达丹嫩沙朵时已是上午9点多钟，河道纵横的景象让人联想起周庄或威尼斯。旅行书上建议逛丹嫩最好趁早，赶在大批游客到来之前感受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船上交易的实况。 游览水上集市有两种方式：乘船，或是沿河道步行。我们自然选择了前者，为此每人需另付船资150B。船是普通的木制手划船，可乘5-10人，有专门的船工掌舵。也有个头更大一些的机动快艇，但显然少了几分悠闲。 丹嫩沙朵的水道是150年前泰王拉玛四世时代人工挖掘的运河，据说有200余条之多。河水不太清澈，但周围植物繁盛，一片热带雨林风情。核心地段的河岸边是一间连着一间的铺面，售卖各种工艺品和百货，店主们坐在岸边大声招揽船上的游客，有人干脆手执一根带钩的竹竿，见到有意购物的船只就拉过去。另有一些商家划着小船，载满五颜六色的水果、蔬菜及食品，沿河兜售。 除了商船和我们这样的观光船，河面上还有许多当地居民的自驾船，有些看样子是举家出行，人们在船舱里起火做饭。各种各样的船只拥挤在狭窄的水道里，热闹非凡，间或还会发生小小的交通堵塞。 1个小时的水上购物之后（当然你可以不买任何东西，绝不勉强），我们被安排上岸，由另一码头换乘快艇，进入一条幽静的河道，参观两岸的水上人家。这些房子临河而居，有台阶直通水面，无论豪华还是简朴，门外皆种有鲜花，张扬着绚烂的活力。 离开水上市场已近中午，接下来还有两个游览项目：蟒蛇表演和木雕工艺，都不是我们感兴趣的内容。于是，我们在木雕厂与其他团友分道扬镳，乘坐旅行社安排的另一辆中巴，返回曼谷。总的感觉是，泰国境内的这种短程随团游比较方便，价位合理，服务也还周到，少有国内常见的不遵守合同、强制购物等现象。 在靠山路吃午饭时下起雨来，但没过多久就渐渐停歇。东南亚的雨总是这样，来得急，去得也快。在曼谷还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打算随便逛逛，叫了一辆Tuktuk（100B），先去暹罗广场（Siam Square）。这附近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商店林立，人潮涌动，也是曼谷帅哥美女密度最高的地方。然而，连逛了两天市场的我们，已经有些疲惫，在这儿走马观花一番，便又跳上Tuktuk（60B），来到蓝毗尼公园（Lumpini Park）。 在蓝毗尼公园，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因找不到公园入口，向路边的一位小姐打听，没想到小姐不会说英语，盯着我看了几秒种后怯怯地问：“你会讲中文吗？”呵呵，原来碰上了同胞，估计她是当地的华裔。顺便提一下，泰国的许多商铺和住户门前都标有汉字，银行使用中文标识更为普遍，显露出这个国家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蓝毗尼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公园而已，但植被很好，还有一面开阔的湖水，被曼谷人视为“城市之肺”。坐在湖畔小憩，竟有一只一尺多长的蜥蜴从我脚边爬过。公园的绿地上，一群人正捉对演练泰拳。见我们站在旁边观看，一个教练模样的大汉走上前来，冲我一躬身：“空尼气哇！”我赶紧摆手：“Not Japanese，but Chinese.”于是他又改口说道：“你好吗？” 以我有限的国外旅行经验，被老外当成日本人或韩国人是件司空见惯的事。这本不足为奇，东亚人的面孔在外国人眼里的确差不多。但对于许多同胞来说，这样的体验难免有些尴尬。曾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大概是你比较有礼貌、素质高吧？——这样的“恭维”实在无法令我高兴起来。 黄昏时分，由蓝毗尼乘地铁（20B/人）返回火车站。在车站对面的“香港面馆”简单吃过晚餐，又到京华大旅社取了寄存的行李，搭乘当晚19:35的火车，奔赴此行最向往的地方——清迈（Chiang Mai）。
↑丹嫩沙朵水上集市距曼谷100多公里
↑愿者上钩：河道两边商铺连片
↑曼谷华南蓬火车站候车大厅
清迈：“泰北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4月30日 清迈市内寺庙
一踏进火车车厢，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买的是卧铺车票，却看不见床位在哪儿，只有两两相对的座椅。询问之后才弄明白，泰国的卧铺车只有上下铺，没有中铺，两张座椅拼起来是下铺，上铺则悬挂在车厢顶部，有点类似于飞机上的行李箱，用的时候往下拉开即可——不过，钥匙掌握在列车员手里，一般都是晚上铺床，白天收起。卧铺的枕巾、床单等密封在塑料袋里，列车员会当着乘客的面更换。
一夜无话。早上被一阵嘈杂声吵醒，原来是睡在我隔壁铺位的丹麦小伙子声称手表丢了，列车员叫来了乘警，帮他翻箱倒柜地找，又把我们这个车厢每个人的背包都打开检查了一遍，依然未果。警察给小伙子作了详细的登记，说以后有结果会联系他。
车窗外太阳已经升起，列车穿过山谷、树林、村庄……一路向北。太太对沿途的景色有些失望，因为书上把这段火车旅程描写得极其唯美，也许我们的期望值太高了吧。
正点应该是上午9:45到达清迈，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这趟车晚了一个多小时。我倒对此并不介意，旅行者的最好心态就是随遇而安。我厌恶那种目的性很强的旅行方式，“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全然不知过程远比结果更有意义。
清迈火车站同曼谷的一样，也是一座漂亮的欧式建筑，却没有后者那么富丽堂皇，而是一种精巧可人的乡村格调。
从车站到市区，坐的是“双条”（20B）。双条，当地话叫作“Sawngthaew”，既像音译又像意译，指的是那种后车厢两侧各有一排长条座位的皮卡车，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很常见。
在清迈的塔佩门（Pratu Tha Phae）下车，这里靠近东护城河，聚集了清迈的大部分旅馆。我们入住Eagle2 House，房价是240B/晚，电扇标准间。Eagle2最棒的是楼下那座幽静的小院，树荫下摆着竹桌竹椅，有点像我们在柬埔寨暹粒住过的Red Lodge旅店。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挺拔的芒果树，店里的伙计像猴子一般敏捷地爬上树去摘芒果。
安顿好后稍事休息，下楼吃了午饭，出门去逛清迈城。此时正值午后，外面骄阳似火，想不到地处北部山区的清迈比南方的曼谷还热。——谁让我们赶上了一年之中最难捱的旱季呢？我们担心抵不住热浪的袭击，包了一辆Tuktuk，游览城内的三座主要寺庙，讲好的价钱是150B。实地转完一圈才发现，这个价钱有点高了，清迈古城很小，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步行至多半小时即到。
清迈位于曼谷以北700公里，距中国更近，但清迈之于中国人又是陌生的。许多中国人知道清迈是因为邓丽君，这里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地方，1995年5月，她也正是在这里猝然辞世。
其实，清迈是泰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北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从1296年到1556年，清迈作为兰纳王朝（Lanna Thai）的首都，一直是泰北地区的宗教、文化和商业中心。16世纪，兰纳王朝逐渐衰败，并遭缅甸入侵，沦为附属国达200年之久。1785年，缅甸人终被驱逐。此后的清迈保持了不受曼谷控制的独立地位，直到20世纪初才归属中央，成为现代泰国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历史，清迈保留了在泰国南部早已消失的古老泰文化，这大概是她赢得“泰北玫瑰”之誉的原因之一。当然，对“泰北玫瑰”更直观的解释是，清迈城到处花团锦簇、玫瑰飘香，还盛产纯情似水的清迈美女。
以护城河为界，清迈分为古城和新城两部分。古城方方正正，四周有城墙及护城河环绕。这里的城墙跟北京一样，大部分都已被拆毁，仅留下几座城门和几百米断壁残垣。倒是护城河还静静地躺在墙外，似在述说当年抵御缅甸军时的惨烈故事。如今，早已不见了刀光剑影，河岸上红色的木棉树倒映在清澈的水面，煞是好看。（关于泰国的树我想多说几句，并借此求教于方家。在曼谷、清迈等地，总能见到盛开着红色或黄色花朵的大树，我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询问了几个当地人也没有得到答案。回来后查资料，那些红色的树可能是木棉，也可能是凤凰树。我就权当它是木棉吧。）
城墙内的古城保护得较为完好，宽窄适宜的街巷、花木掩映的老房子……新建筑的高度则受到严格限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古城柔美的天际线。漫游在城中，不免会联想起北京，痛心于为那座曾被赞美为“地球上最伟大工程”、现在却已日渐消亡的古城。老北京城若能好好地保存下来，面积大约是清迈古城的50倍，该是一座多么慑人心魄的城市！
古寺众多是清迈城的最大特点，从兰纳王朝开始兴建的大小庙宇，如珍珠般散布于古城的各个角落及周边地区，据说连官方也说不清确切数量，通常的说法是300多座。今天下午我们依次游览的是契迪龙寺（Wat Chedi Luang）、菩兴寺（Wat Phra Singh）和清曼寺（Wat Chiang Man）。契迪龙寺大殿四周陡峭的台阶多已倾塌，只能站在下面仰望殿内金灿灿的佛像，感受它的残败之美。菩兴寺要小巧一些，建筑上的石雕、木雕都细致入微，精美绝伦。清曼寺是清迈最古老的寺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殿后一座金顶的白色方塔，基座是15只与真象一样大小的石头大象，塑造得栩栩如生。
在菩兴寺一棵小树上挂有一块木牌，上面用泰、英两种文字写着：Read not only books but man also.后来在别的寺庙我也多次见到过这样的箴言牌。
清迈的寺庙全部免费，但有开放时限，下午17:00关门。
晚上，出塔佩门入清迈新城，直行约20分钟就到了苹河（Ping River）岸边。苹河是湄公河的一条支流，从清迈城边流过。河的东侧有家叫Riverside的餐厅，食客既可选择坐在岸边，也可到船上用餐（需另付90B船资）。但这里只有一条船，能坐六七桌客人，所以最好提前预定。晚上20:00准时开船，1小时后返回，泛舟水上，晚风拂面，清迈的夜色分外撩人。
苹河西岸是著名的清迈夜市，靠北边一点的是食品夜市，有各种小吃、水果、鲜花等，南边是规模更大的综合性夜市，以服装、百货及工业品等为主，绵延约2公里。夜市的西瓜看起来很诱人，而且摊主服务周到，会帮你把瓜去皮、切成小块、再用塑料袋装好。买了半只，打道回府。
↑从契迪龙寺的台阶下仰望大殿内的佛像
↑我叫不出这两棵漂亮的树的名字
↑菩兴寺的老僧为两个年轻人祈福
↑苹河Riverside餐厅的船上晚餐
5月1日 丛林一日探险游
今天参加了一个“丛林徒步探险游”的一日团。清迈有很多这种一日或几日的短期组团服务，包括丛林徒步探险游、（泰-老、泰-缅）跨境游、“金三角”地区游，以及学习泰语、泰餐、驾驶滑翔机等体验式项目。游客在街边的任何一个旅行社都可报名参加，当然，由于名目繁多而又竞争激烈，需要仔细甄别。
我们的丛林一日游是在所住的客栈（Eagle2 House）报的名，团费为800B/人，价格虽比别处稍高，但我们相信了《Lonely Planet》的推荐，书上说这里提供的徒步游服务“声誉颇佳”。
早晨8点多，旅行社派车来接。跟在曼谷那次一样，也是沿路又到其他旅店接上另几位游客，组成一支“联合国军”。所不同的是，这一回是清一色的东亚面孔：一对韩国年轻人，一位日本大叔，中国人则有5个——我们俩、一对上海夫妻、还有和我们同住一家客栈的杭州小伙子小王，另外两个来自瑞典的姑娘倒成了少数派。
中巴车载着我们向山区疾驶，径直开到一个Karen族村寨。泰北地区的密林里居住着众多山地部落，大部分是两百多年前由缅甸、老挝和中国的西藏、云南等地迁移至此。Karen族来自缅甸，目前在泰国境内共有25万人，是最大的山地民族。
我们到的这个寨子住房简陋，类似中国南方的吊脚楼，屋顶覆盖着当地特有的一种巨大树叶。Karen族是母系社会，女性未婚时穿白色，婚后穿蓝色。一名身穿蓝袍的老妇坐在凉亭里的床上，给我们演示传统的纺织技艺，亭檐下挂有各色织物供出售。显然，这是她每天专为游客而做的“工作”。导游说，泰国政府为这些少数民族免费提供基础教育，帮他们通了电、安装了电视天线，“他们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意”。
从北京出发时，我们曾经带了一些糖果，准备分给当地的小朋友。最终这些糖果并未派上用场，因为有人劝告我们，不要以这样的施舍行为鼓励不劳而获，不如送给他们一些药品或文具更有价值。
告别了Karen族村寨，徒步旅行才算正式开始。山路蜿蜒，从森林、农田和溪流间穿过，上有树木遮蔽，所以并不觉得灼热。对于曾在梅里雪山脚下日行10公里的我们说，这样的徒步实在是小菜一碟。我们的泰国导游非常可爱，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告诉我们哪种叶子可以吹出响声、哪种叶子可以搓出红色当胭脂使用，并不无自豪地反复示范……
走着走着，听见一阵轰隆隆的水声——瀑布到了。
瀑布名曰“Maewang”，落差并不大，但水量充沛，底下还有一个大小适中的水潭。导游迫不及待地跳下水去，两个瑞典姑娘也在他的鼓动下，换上泳装，爬到旁边的岩石上纵身一跃，表演高空跳水。而我们几个东方人，或是因为水性不佳，或是因为没带泳衣，只在岸边浅尝辄止，表现得比较拘谨。
离开瀑布之后又参观了一个Hmong族村寨。泰国的Hmong族其实就是中国的苗族，但他们比较排斥“苗”这个称呼。生活在老挝、越南等地的苗族也都自称为“Hmong”。
午餐由旅行社统一安排，是在山间路边的一个亭子里吃的，很卫生，味道也还不错。
下午是丛林一日游的“重头戏”——骑大象上山。10个人分乘5头大象，相随而行。平地上感觉尚好，爬坡时就有些紧张，要牢牢地抓住座椅扶手。走在我们前面的那头大象格外调皮，行至中途跟路边的一棵小树较上了劲，不断地同脑袋顶那棵树，似乎非要将它推倒而后快。最美的景致是在到达山顶后，坐在高高的象背上极目四望，有种“一览众山小”的快感。如果你对大象的辛苦于心不忍，不妨花20B买一串香蕉给它，以示犒劳。
由于人与大象的高度相差悬殊，上下象背必须借助一个木头搭成的高台。我下象时衣服钩在了木头上，差点从几米高的台子上掉下去，还好有惊无险。
今天的最后一项行程是漂流，在国内也曾参加过漂流，泰北却是最难忘的一次。漂流前导游郑重交代我们，绝对不要带任何物品，如相机、手机等等。漂起来以后才了解他的用意。实际上，此地的水流并不深、也不急，可是沿线到处都有极度热情的泰国人，或蹲在岸边，或泡在水中，只要有竹筏漂过来，就玩命般地对其发动水战，一些小孩子甚至会扒住筏子，奋力地把它掀翻。没多久，我们就已全身湿透。和我们同船的杭州小王，穿了一身长衣长裤，还仗着他的相机包防水，执意带在身上，结果很快就发现大事不妙，呼叫着弃船而逃。
这天正是“五一”，泰国人也休假，于是我们有幸见识到了这个有泼水传统的民族如何把劳动节过成“泼水节”。
在水里不觉得热，上得岸来，才再次体会到东南亚阳光的厉害，地面上根本不敢赤脚站立。这一天留给我的后遗症是：两只胳膊变成了红萝卜，几天后又变成了黑炭。
当晚照例到夜市附近闲逛。长康路（Chang Khlan Rd.）西侧的一个小广场内，有一间号称“全市最低价”的泰式按摩馆，非常实惠。如果坐在室外做足底，还能顺便欣赏不远处露天舞台上的歌舞表演，不过最好不要拍照，否则，那些浓妆艳抹的人妖很可能会走下台来向你收费。
在通往夜市的塔佩路（Tha Phae Rd.）上，我们被一家卖艺术品的小店吸引，店面布置得很有特色，走进去就像一座洞穴。店主名叫John，我们以为他是日本人，因为店里出售的T恤、明信片、画作等都带有浓郁的日本元素，John却说他是泰国人，多年前结识了一个来清迈旅行的日本姑娘，从此成为知己。这里的作品全都出自John之手，我喜欢它们的梦幻风格，更喜欢题写在上面的那些文字，摘录一段吧：
Everybody is waiting for something. 在这些动人的文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清迈夜市的西瓜看起来很诱人
↑来自缅甸的Karen族仍是母系社会
↑Maewang瀑布落差不大，但水量充沛
↑这里为何挂了一面美国旗？
↑香蕉是大象最喜爱的美味
↑John小店里的装饰
↑夜幕下的清迈花市
5月2日 素贴山双龙寺、蒲屏宫
接下来几天怎么安排，颇费思量。原本是想去趟“金三角”，探访国民党93师的后裔，但是一来我的假期有限，从清迈到“金三角”光路上来回就要两天，二来现在的“金三角”早已神秘不再，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旅游景点。终究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想法，把宝贵的时间留在清迈。
今早9点出发，与杭州小王搭伙前往素贴山（Doi Suthep）。素贴山位于清迈以西16公里处，海拔1000多米，站在城中就能远远望见。发往素贴山的双条集中在城北的白象门（Pratu Chang Phuak），40B/人。在这里我们碰上一个来自意大利的讲价高手，扯着嗓门以极快的语速与车主讨价还价，说得车主只有点头的份儿，难怪意大利人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人。
双条一直开到半山腰的素贴寺门口，多数人到素贴山都是冲着这座寺庙而来。素贴寺（Wat Prathat Doi Suthep）建于1383年兰纳王朝时期，是泰国最神圣的寺院之一。传说当年一头白象驮着佛祖的舍利子走到这里，旋转三圈后倒地而亡，国王遂敕建此寺。寺前筑有300级石阶，两侧各有一条巨龙护卫，因此又称“双龙寺”。
刚进寺门，就有一名工作人员捧着一条长裤跑上前来，比画着让我太太套上。原来，泰国的佛教圣地不允许女士穿短裙短裤入内。
素贴寺的建筑华美精致，果然不负“泰北最美寺庙”的称号。泰国人钟爱金色，通体金黄的佛塔、金光四射的圣伞、以及雕梁画栋的镏金屋顶……整个寺庙就是一个金色世界。
因为安放有佛祖舍利，素贴寺的香火比别处更旺。小王也笃信佛教，逢寺必拜。他对我说：“既然来玩寺庙，最好还是信它。”这句话在我听来相当有趣，我想，假若佛祖听见，大概也会忍俊不禁吧。
泰国人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咱们汉地则信大乘佛教。我虽不通佛学，倒也能大体辨识它们的不同。素贴寺的一角供奉着一排掌管人生日的佛像，奇怪的是，此地的生日不是按日期，而是按星期几。太太抱着旁边的一本历书推算了半天，才算出她是星期三出生，赶紧找到那位管事的菩萨拜上一拜。
素贴寺的门票是30B/人。寺内还有一处观景平台，可以俯瞰清迈全景。只是季节不太好，看起来有点雾蒙蒙的。
从素贴寺出来，三个人都已饥肠辘辘，哪知道这里不像国内的景区，几乎没有什么饭馆食摊。在几个热心人的指点下，才在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上找到一家餐厅。
吃过午饭，沿着山路徒步上行，目标是山顶的蒲屏宫（Phra Tamnak Phu Phing）。
资料上说，由素贴寺到蒲屏宫只有4公里，我们却走了一个多小时，以至于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好在这条路的路况很好，又有繁茂的林木蔽日，走起来不觉吃力。终于，看到了蒲屏宫的指示牌。
蒲屏宫是泰国王室的冬季宅邸，现任国王普密蓬和中国人熟悉的诗琳通公主等，偶尔都会来此小住。平时则对国民和国外游客开放，门票50B/人（本国人为20B）。
跟素贴寺一样，参观蒲屏宫的短打扮女士也被要求罩住身体。当我正“幸灾乐祸”地瞧着太太更衣时，工作人员竟然也递给我一条长裤——这儿的规矩是：男女待遇相同，吼吼！而且，衣服还不是免费提供，得我们自己掏钱“租用”。
蒲屏宫并非一个单体的宫殿，而是一片占地广阔的皇家园林。它依山而建，地势多变，既有中国北方园林的大气，又有江南园林的秀美。最奇特的是这里有一座建在高处的巨大储水池，要沿着林间小道拾级而上才能到达，其间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花径，两边开满红色的鲜花，仙境亦莫过如此吧！
下山时遇到一点麻烦：当天来蒲屏宫的游客很少，门口只有几辆双条在守株待兔，司机们的一致报价是100B/人。几番砍价不成，我们只好以比上山时贵1.5倍的价格坐车返回清迈。——都是“垄断”惹的祸。
下午过得比较轻松，回住处换了身衣服，在清迈城里穿街走巷、随心所欲地漫游。在悟蒙寺（Wat U Mong），一个名叫Udomporn的 年轻僧人羞怯地和我们打招呼，他纠正我们说自己现在还不是“monk”（和尚），而是“novice”（见习和尚）。在泰国，每个男子一生至少要出家一次。Udomporn今年17岁，目前在寺里学习佛学和英语，他说，还没想好将来是还俗还是当职业僧侣。
晚上继续去夜市一带“腐败”，居然又碰上了下午已经道过别的小王，彼此合影留念。
想到明天就要离开清迈，心底有些不舍。这是一座让人贪恋的城市，据说有数千外国人长年漂在这里，开一家酒吧或是别的什么小店，或者，什么也不做。真的很羡慕他们。我们常常怀念故乡，可是故乡在哪里？故乡只是我们的祖先迁徙途中的最近一站而已。对于旅行者来说，哪里有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哪里就是故乡。
↑素贴寺（双龙寺）是个金色的世界
↑王室的画像在泰国随处可见
↑泰国的狗大多一副散淡的样子
↑素贴山的盘山公路
↑蒲屏宫里的这条花径疑似仙境
↑清迈一所中学，放学后在校做功课的学生
5月3日 清迈郊外悟蒙寺
原计划搭乘今天的早班车赶往素可泰。早晨，在半梦半醒中听到窗外的雨声，既然“天有留人意”，那就多睡一会儿吧。起床后雨已停了，临时起意，想去郊外的悟蒙寺（Wat U Mong）看看。
昨天傍晚在城内逛过一个悟蒙寺，但此“悟蒙”非彼“悟蒙”，躲在清迈西郊的那个悟蒙寺更为隐秘，听说那里曾是清迈历史上的重要寺庙，如今却只剩下一些废弃的洞窟。
下楼退了房，寄存好行李，在巷口的Mr.Beer车店租了两辆自行车。我俩实在是有点傻，昨天下午就应该租车的，这里的自行车是按天计费，24小时以内都是50B/辆。想想好笑，最近几年的骑车经历都是在国外——日本、泰国，在号称“自行车王国”的中国却与自行车越来越疏远了。
清迈没有北京这样的自行车专用道，路上飞速行驶的摩托车、汽车也很恐怖，可骑起车来远比北京舒服，也许是空气和周边环境的原因吧。从西北角出清迈老城，顺着Huai Kaeo大街一路西行，远处的素贴山渐行渐近，山色如黛，云雾缭绕，真叫人心旷神怡。
悟蒙寺的位置不太好找，沿路得多打听才行。过了清迈大学的校门，对面有一条窄窄的小路，一直骑到尽头，就是悟蒙寺了。这里也是免费开放，但游人极少，加之地处偏远，很有一种野趣。
悟蒙的洞窟规模不大，与吴哥的圣剑寺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少人打扰，倒更适合发呆冥想。我尤其喜欢站到洞穴深处，回身凝望洞口透射进的光影，恍若穿越千百年的时空。洞内挂有一块告示牌，大意是说当局将对此寺进行整修，在洞里绘上色彩艳丽的壁画。不知怎么，看到这个消息，竟有一丝怅然。
悟蒙寺的最高处是一座泰国寺庙常见的佛塔，斑驳的塔身衬着旁边一棵开得正旺的高大木棉，凄美逼人，诱得我频频举起镜头。
骑回市区的路上，顺道去清迈大学兜了一圈。还在一家台湾小吃店要了两个炒菜，以慰腹内的乡愁。
下午，告别住了三天的Eagle2 House，乘Tuktuk（50B）到长途汽车站，搭上15:00的巴士，奔向此次泰北之行的最后一站——素可泰（Sukhothai）。车票218B/人。
五个小时之后，车抵素可泰。已是夜色阑珊。
素可泰车站离市区约2-3公里，有Tuktuk与双条通行。这里的Tuktuk与曼谷、清迈的截然不同，车厢在前、司机在后，像是中国东北“倒骑驴”的机动版。有资料说素可泰车站的司机们结成了一个小型黑帮，会向旅客强行推荐那些与他们相熟的旅店。不过我们遇到的这位开Tuktuk的大叔很热情，按照我们的要求直接送到Garden House客栈，车费40B。
Garden House的房价比清迈略高（300B/间），但它是我们这次旅行住过的所有旅店中最中意的一家。店如其名，客房是一栋栋掩藏在花园深处的独立小木屋，房间里的布置也很温馨。太太不禁慨叹，就算为了这间小屋，也该在素可泰多呆几天。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素可泰新城。与清迈一样同为省会城市，素可泰的人口却比清迈少得多，繁华程度也相差甚远。才晚上9点多钟，市面上就已冷冷清清，商店纷纷打烊。许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因为在它15公里之外有一座声名显赫的素可泰古城，若非如此，恐怕它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泰北小城罢了。
↑从清迈城内远眺素贴山
↑洋和尚打伞
↑悟蒙寺如今空余这些洞窟
↑木棉映古钟 素可泰：时间从这里开始
5月4日 素可泰历史公园
素可泰，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王朝的名字。
公元13世纪，一度强盛并统治了今日泰国大部分的高棉帝国衰落，泰人崛起。1238年，他们建立了素可泰王国。“素可泰”的意思是“幸福的曙光”，大抵与胡风所说的“时间开始了”相当。素可泰王朝是泰国人公认的黄金时代，其第三任国王兰甘杏大帝（Ramkhamhaeng），由于创制了泰国文字体系、将小乘佛教引入泰国、并修建了一批代表早期泰国艺术的庙宇，而被称为“泰国之父”。
实际上，素可泰王朝与北边的兰纳王朝属于同一时期，后者于1281年在清莱建立，1296年迁都清迈。这两个泰人王国曾经长期并立并结盟，共同巩固了泰人的统治。但由于兰纳王朝与泰国中南部的关系较为疏远，所以一直未被当作正统。如果说清迈是泰国的南京或杭州，素可泰就是泰国的西安、洛阳了。
1438年，素可泰王朝被南方新兴的阿育塔雅王朝吞并。从清迈到素可泰、阿育塔雅，再到后来的吞武里、曼谷，大致可以看出泰国的政治版图由北向南的推移过程。
素可泰有两大历史公园：一个是距新城15公里的素可泰历史公园，一个是素可泰以北60公里处的西萨查那莱-查令历史公园。我们仅有一天时间，只去了前一个。
早上从Garden House出来，步行200米就有发往素可泰历史公园的双条车（20B/人）。背包客们与提着大包蔬菜的泰国百姓拥挤在一起，空气虽有些闷，却也其乐融融。一对白人夫妇带的小女孩长得乖巧可爱，全车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她身上，一位老太太伸手摸了摸这个洋娃娃的头发，得意地回望了同伴一眼。
素可泰历史公园和吴哥的性质一样，也是旧日王国都城的遗址，荒废后历经沧桑，演变成一座庞大的露天公园。我们在门口租了两辆自行车（20B/辆），走进数百年前的古王国。
公园的门票为40B/人，另需付自行车入园费10B/辆。
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一汪平整如镜的湖水中央，绿树环绕着一座赭红色的钟形佛塔，远处是青山白云，近处是静静的倒影，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肃穆安详。
钟形佛塔所在的位置叫作沙西寺（Wat Sa Si）。泰国的佛教是兰甘杏大帝派人到斯里兰卡学来，沙西寺的建筑就带有鲜明的斯国风格。此处最迷人的景致当属行走佛塑像，素可泰历史公园里有很多尊行走佛，尤以沙西寺的这尊最为俊美——体态圆润、双目低垂、左手微抬、左脚前探，似乎随时准备起步上路。
素可泰历史公园不算很大，充其量也就与吴哥的一座庙宇差不多，但这里整饬得非常有序，遍布公园的小河小湖也增添了不少灵气。公园内值得细看的寺庙还有玛哈泰寺（Wat Mahathat）、西沙瓦寺（Wat Si Sawai）和银池寺（Wat Traphang Nguen）等。
玛哈泰寺是整个公园的核心建筑，据推测是当年的行政中心和信仰中心，有约200座佛塔。现在，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已经倾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排傲然矗立的石柱。在许多散落于地的石头上，仍能辨认出繁复精美的雕刻，虽经岁月剥蚀，依旧楚楚动人。
西沙瓦寺是一组高棉风格的建筑，由三座高耸入云的佛塔组成。佛塔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石雕缝隙，现已成了鸽子们的天堂。昔日被人祭拜的图腾，在鸽鸣声中默默接受着时光打磨。
走在素可泰的废墟间，会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安静地移动脚步，安静地驻足凝视，安静地拨弄相机。你能想像吗，当年这里也曾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如今却空余一片无言的城池，任后人凭吊。所以，我们还是安静些吧，不要惊扰了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
素可泰历史公园的外围，还有众多零散的寺庙。我们去了西北方向2公里处的西春寺（Wat Si Chum）。这里的门票不含在历史公园门票内，需单独购买（30B/人）。西春寺以一尊高15米的巨佛闻名，佛像造型优美，堪称素可泰时期的经典作品。
下午，乌云密布，大雨袭来。由西春寺返回公园，骑车寻访地图上的金池寺（Wat Traphang Thong），却怎么也找不到，浑身已经淋了个精湿。
在素可泰公园，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狗，懒洋洋地踱着步，累了就躺倒歇息，一点也不在意往来的人群。其实，何止是在素可泰，在清迈、在曼谷，在街道上、在寺院里……到处都有这样的狗，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甚至见到一只小狗趴在商店门口震天响的音箱上呼呼大睡。这时候我就想，在泰国做一条狗也是幸福的。
乘双条回到素可泰新城时雨还在下，后来竟转成了暴雨。城市原本就小，没有太多地方可去，找了家饭馆吃火锅。泰式火锅的味道差强人意，吃饱而已。服务小姐不通英语，几个年轻的食客过来帮忙翻译，我还以为是店里的伙计，竟然没有好好感谢人家。
昨天就已买好了今晚素可泰-曼谷的巴士车票（326B/人）。21:00由客栈出发去汽车站，小城的萧条这时又显现出来：马路上没有双条、没有Tuktuk、更没有的士。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青年人跑上前来邀我们上车。那是他家的私车，副驾驶上坐着他美丽的妻子。在短短几分钟的路上，我们知道了他是一名中学老师，知道了他们的名字——Pol、Ann。送到车站后，小两口分文未取，和我们挥手作别。
22:30，带着Pol和Ann留给我们的温暖记忆，巴士融入泰北的夜色，向着曼谷进发。
↑旧日的王城，演变成一座庞大的露天公园
↑沙西寺的行走佛塑像充满灵动
↑骑车是游览素可泰历史公园的最佳方式
↑西沙瓦寺的佛塔成了鸽子们的天堂
↑玛哈泰寺曾是王国的行政中心和信仰中心
↑西春寺的巨佛高15米
5月5日 曼谷-北京
巴士驶进曼谷的时候，这座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昏黄的路灯下不时有人匆匆走过，他们是早早起来去赶生计，还是加了一夜的班刚刚回家？
曼谷真大，巴士从离开素可泰到进入曼谷区域不过5个多小时，光在曼谷市区内就奔驰了1个小时。快到站时，车窗外闪过一座座巨大的混凝土桥墩，连绵几公里长，我不知道那是正在建设的项目，还是金融危机留下的烂尾工程。
不禁又想起了素可泰，想起了吴哥，想起了无数座曾经荣耀过的城市。再伟大的文明也有湮灭的一天，没有谁能真正创造永恒。永恒的只有时间本身。
早上6:00，车抵终点。我们的返京航班（TG614）是上午10:40起飞，便从车站打了一辆的士，直奔机场。
东方朝霞满天，时间又一次开始了。
↑曼谷新机场 [小贴士] 指南书： 到底需不需要旅行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对于崇尚自由的旅行者来说，旅行指南意味着某种束缚，意味着或多或少地过被别人规划的生活。可是，现代人的时间金贵，哪有闲情信马由缰地访山问水？还是推荐几本指南书吧。 《Lonely Planet》（LP） 毫无疑问，《LP》是全球自助旅行者的“圣经”。关于泰国，《LP》英文版有《泰国》和《东南亚》两本可选；中文版目前只有《东南亚》，内有泰国专章。 《泰国自由行》 阿谊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信息丰富，比较实用。 《非常泰国》 谢明蓉著，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侧重曼谷和清迈，文学性强。 货币： 泰国的金融服务较发达，在曼谷、清迈等城市都很容易找到货币兑换点。泰铢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元人民币兑4-5泰铢，与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34泰铢左右。用美元兑换比用人民币划算一些，在国内兑换又比在泰国划算。 国际信用卡在泰国应用普遍，许多场所都可接受。24小时ATM机也很常见，可提供信用卡取现服务。 交通： 曼谷、清迈、素可泰都是“铁（路）公（路）（飞）机”兼备的城市，相互之间的交通便捷。素可泰本身没有火车站，但可在附近的彭世洛下火车，再转乘1个小时汽车即到。 从价格上看，公路最便宜，铁路次之。汽车和火车均有一等、二等之分。 禁忌： 作为一个佛教国家，泰国的国民大多心态平和。但外来者也应尊重当地的信仰和风俗，如进入寺庙前要脱鞋，坐下时不要将脚对着佛像，不要随便触摸别人的头部等。 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国王和王后的画像，以及与国旗并列悬挂的王室旗帜，可见泰王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旅行者应谨言慎行，不要冒犯泰国人的这种感情。 6/11/2007 万能陈丹青6月9日（星期六）下午，陈丹青做客圆明园单向街沙龙，就他的新书《退步集续编》与读者见面交流。
沙龙是下午3点钟开始，我们到时已经3点半，正赶上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老者向陈及在场听众展示他的两幅抽象意味很强的画作，一幅是“哥德巴赫猜想”，一幅是“百家姓”。于是陈丹青的话题就落在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关系上。 陈丹青的人气一如既往地旺，院子里坐满、站满了听者，其中仍以年轻人（大学生）居多。正像一位听众在递上来的条子中所称呼的（“万能的陈老师”）那样，青年们把陈丹青当成了一部百科全书、一个精神上的牧师。 被神化和符号化了的陈丹青依然保持着儒雅、淡定和冷幽默，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回答了听众们提出的20多个五花八门的问题，涉及艺术、文化、教育、人生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我都能大致猜想出陈的答案会是怎样的基调和态度。但是听他用陈式风格的口吻娓娓道来，还是一种有趣的享受。 这次没有做很详细的笔录，根据脑子里的记忆和笔记本上的简单提纲，将现场答问整理如下（因此难免会有错漏，仅作参考）。
Q：关于科技与文化。 A：中国长期落后，“强国富民”是第一位的，科学技术很重要。现在，经济发展，外汇储备已达万亿，是该重视文化的时候了。 Q：关于个人的价值观。 A：尊重，平等，不受侮辱。我们这代人见过太多的被侮辱——教师被侮辱，知识分子被侮辱，国家领导人被侮辱……我第一次去清华时看到一个地方很眼熟，那里是“文革”时王光美被斗的地方。 Q：关于出画册。（为什么不出个人画册？） A：前些年我出过一本个人画册，收录了从年轻时到当时的作品。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事情，我曾以为出画册差不多要等到死了以后才行。后来出版社让我添上些新内容再出一本，我没太当回事，已经拖了六年。现在很多人都在出画册，大家都做的事情我就不太喜欢凑热闹。既然你这么关心此事，我会上心。 Q：关于“艺术不可教、艺术不可学”。 A：我这么说针对的是艺术教育的方式，有的听者断章取义了。比如，现在即便是达芬奇坐我旁边，但他不可能教会我怎样像他那样画画，我也不可能学会。 Q：关于艺术家的责任心。 A：无论中外，艺术都经历过为什么人的不同阶段，古代是为皇帝/国王服务、为贵族服务；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开始为人民服务，教堂里的艺术品对人民开放；后现代才有了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please myself”，艺术是艺术家自己的事。 中国现在处于一种人类从未有过的历史阶段，暧昧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政体，一方面有很多前现代的东西，一方面又有后现代的艺术。 艾未未说我们有双重人格，我也是。有双重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为责任而艺术。 我年轻那时不能选择自己画什么，都是让你画什么就画什么，画毛主席在稻田里、毛主席在游泳…… Q：关于知青生活。 A：知青的经历弄得人很顽强，每天早晨4点起床干到夜里12点，睡四个小时起来再干，想象不出会像今天这样在树荫下乘凉。知青的认知是混乱的，好在年轻，思想没有成型。最痛苦的是那时30-50岁、60岁的人，因为很多思想观念已经定型，却一下子被“文革”冲击破碎，比如吴宓。 （做知青时觉不觉得乏味？） 并不觉得乏味，因为不能从现在倒回去看，那时全国都很乏味。林彪倒台后文化空气稍微放松，听到广播里的样板戏有用钢琴伴奏的声音，就觉得生活太美好了。以现在的体验回头看那个时代，很难找到衔接点。 Q：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否断裂，是否从前现代直接进入了后现代？ A：记忆深刻的是“文革”时期，生活形态已经进入现代，但社会文化是前现代。 Q：关于中国画的延续。 A：中国画作为一个画种存在下去是没问题的，各个省、市甚至县都有画院。但中国画的文脉不太可能延续下去，因为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了。 欧洲人想看文艺复兴的作品，买张票就可以看到，《蒙娜丽莎》随便看。中国人却看不到魏晋汉唐的画。故宫里边竟然看不到画。 提高学养、鉴赏力的前提是要能看到（艺术品）。 Q：您穿衬衣为什么总是系紧第一个扣子？ A：因为自卑。如果我有你那样的胸肌，我会敞开一个扣子；如果再有胸毛，我会敞开三个。 Q：关于中国的精神危机。 A：三条路径：第一，艺术院校应当取消学位，谁愿意读都可以（日本的很多艺术院校有很多家庭妇女、退休老人去学）；第二，拿出经费，大力兴办美术馆，向民众开放；第三，开放言论、出版自由。 Q：关于艺术品热潮。 A：只能说是“投资的春天”，不能说是“艺术的春天”。 （现在的一些艺术创作是不是目的性太强，没有感情？） 感情很难定义，每个人有他不同的感情。 Q：关于艺术熏陶。 A：北京实际上有很多美术展览、音乐和戏剧演出，有很多接受熏陶的机会，比偏远地区幸福得多。只要信息通畅。我们的广告推销做得不好，纽约的展览广告在地铁里、大街上到处都有，北京的很多好展览却知者甚少。 对民众的艺术教育就像游泳，要先跳进水去，怎么游泳慢慢学。 Q：关于人生的意义。 A：我年轻时很简单，人生的目标很低，为生存挣扎。 现代人有“都市病”，衣食无忧才会困惑于人生的意义。 我对我的学生说，拿到学位、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先把人生的基本问题解决了。 对于人生，最好去问问那些工地里的民工、色情场所的小姐，他们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 Q：关于叔本华。 A：叔本华让我明白了陈晓旭为何会剃度。 Q：我父母那代人有“毛泽东情结”，您有没有？ A：毛泽东那时在我们心目中就是现在所有明星的总和。最早我就是画毛主席像出身的，现在差不多还能默写出来，他的眉毛、嘴唇…… 年轻人大概都需要偶像。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偶像，羡慕你脸上的青春痘。 Q：关于民国时期与西方的油画比较。 A：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受时代洪流的冲击，没有实现“自我完成”。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年富力强，但之后就遭遇连年的战争；解放后的知识分子，遇到的是连年的政治运动。他们都不可能实现“自我完成”。 Q：关于鲁迅研究。 A：不要把鲁迅当成一门科研来研究，否则鲁迅就跑了。 Q：关于美国女人与中国女人谁更幸福。 A：我认识一些白领女性，高薪，在跟纽约几乎一样高级的写字楼里上班，但都说自己不幸福，特别是感情方面。 幸福就是痛苦的减少。 不知道也是幸福。 “人生识字忧患始”。 “人生识字糊涂始”。 Q：关于自卑。 A：人人都有自卑感。年轻时候的自卑可能来自各种方面，比如某项运动不如别人等等。 但自卑的另一面就是自信或自恋。 真正的自卑是不会说出来的。 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宽容了，比如对同性恋的态度。 Q：关于老师木心。（为什么我读木心的东西读不进去，是我们的阅读经验太粗糙吗？） A：现在人们说话越来越书面，文艺腔。 最近看到报道说教育部要求“中文不及格不能毕业”，吓了我一跳，也就是说以前中文不及格是可以毕业的。 Q：关于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CCTV新楼等建筑。 A：CCTV的建筑设计我很喜欢，很大胆，很壮观。 库哈斯曾说：“Fuck the context！”（直译为“去他妈的上下文！”）在西方，文脉的继承和延续是通过法律保障的，中国则没有。 北京将建设成为后现代的典范城市，这里有用文言文的、白话文的、卡拉OK歌词的、拉丁文的、英文的…… 设想一下，将来的CCTV会产生怎样的反差：一个集权社会的“喉舌”却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建筑里办公！ CCTV就是个衙门，有武警战士站岗。我在ABC、CBC可以随便进去撒尿。 Q：关于民国时期的文化。 A：民国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实验阶段。那时有真正的教育家、媒体人……，他们根据自己的理念办学。现在没有，只有教育工作者、媒体官员、媒体从业者…… （您知道《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吗？） 我是说，现在有值得尊敬的媒体工作者，但没有真正的媒体人。 言论自由，重点不是“讲什么”，而是“可以讲”。 （您认为怎样才算言论自由？） 私营啊，报纸、电视台私营，没人看就倒闭。 Q：关于建筑师行业。 A：多接定单，好好工作。只要有反省就有进步。 Q：关于出国留学。 A：实际上不该说鼓励出国留学的话，这是件让人伤心的事情。印度人持续几十年一、二流的医生都留在国外，也就是说只有三流的医生在印度给本国人看病。 我的女儿8岁去了美国，我的这本书她不会读，我也不能翻译成英文读给她，那样意思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件悲哀的事。 年轻人出国留学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冷漠。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是社会先对他们冷漠，不让他们参与。现在总算可以选择出去，这也是个进步。事情总是在退步中进步。 Q：关于大学文化。 A：中国的大学从1980年代时的大家热衷于宏大叙事、高谈阔论一些SB问题，到八九之后对政治的淡漠。我相信大学会回到比较有青春感的气氛。 Q：您愿意生活在中国或外国的哪个时代/朝代？ A：所谓成熟，就是要学会接受。 现在我不太会幻想，但还是会胡思乱想。 如果活在民国，我这样的嘴也许哪一天就被暗杀了。魏晋时代，刀剑纷飞，生命随时会有危险。 我们应当审慎，因为我们可能会轻率地赞美某个时代。实际上，人类可能一直都没有改变，每个时代都有同样的问题。史学界有句话叫“脏唐臭汉”。 Q：关于陶艺。（问者为陶艺专业学生） A：学陶艺没问题，但最好不要把它当成一门专业。 Q：关于大学产业化。（印度最近有大学上市，将来如果北大、清华也上市，您怎么看？） A：我没有什么意见。国家在大踏步地前进，要学会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对未来充满想象力。 Q：关于退学问题。（中国的退学者有增多趋势，甚至出现了“中国退学网”这样的网站。但也有退学者发现社会比学校更残酷。您的看法？） A：扛得住就扛下去，扛不住就回学校，该干嘛干嘛。 青春就像野狗一样，都是叛逆的。我年轻时看的是高尔基的流浪文学。美国的嬉皮士时代，青年人进森林里群居、滥交，现在都是律师、教授，温文尔雅，根本看不出来干过那样的事。 年轻人要懂得叛逆，也要懂得妥协／温情。 我的一个外甥曾经失踪了两年，家人找不到他。两年后自己回来了，进门就跟父母跪下，体谅到了父母对他的爱。但两年流浪生活是他一生的财富，包括结交了很多朋友。 就像这棵树的生长一样，冬天落叶，春天再长叶子，谈不上退步还是进步。 Q：关于文人/知识分子。 A：民主化就是平庸化的过程。我说现代的文人/知识分子不如以前（中外皆是），不是指学识，也无关人格，而是说那种知识分子气。 相关阅读：陈丹青演讲：美术馆面面观 从厦门PX想到青岛大炼油厦门PX项目近日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一起广受关注的公众事件。这不由得让我联想起家乡青岛的大炼油项目。 青岛大炼油，即千万吨级炼油项目，位于与青岛市区隔胶州湾相望的黄岛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据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青岛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为人民币97亿元，三方出资比例为85:10:5。2004年6月22日，国家发改委批准了该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年11月18日，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2005年6月22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2007年建成投产。项目主要生产汽油、柴油、煤油、液化气、石脑油、苯和混合二甲苯等产品。 长期以来一直以轻工业发达闻名的青岛，正在积极致力于工业结构的重型化，石化产业是目前重点发展的四大工业产业之一。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和青岛市的规划，未来青岛将建成中国最主要的石化基地，而大炼油项目显然是个重要的支撑。 尽管青岛当地媒体在报道中反复申明大炼油的环保指标如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以普通人的常识判断，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根除污染，特别是对于青岛这个一向以环境优美著称的旅游城市来说，大炼油到底是福是祸，殊难预料。何况，还存在着由于管理、战争、天灾等原因而导致污染事件的潜在可能——在这方面，吉林、大庆等地的石化企业近年来都有先例，青岛人更是对1989年发生的那场黄岛油库大火记忆犹新。 实际上，就连主政青岛的官员们也不敢为大炼油的环保问题打保票。已经下台的前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曾在2004年7月青岛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对大炼油可能给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不过，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对于石化，“我们提出只走半步。我们将严格按照新加坡的设计标准和建设标准，建设成现代化的生态工厂。对后续的石化项目，我们只选择不排污、少排污以及排污能够得到基本治理的项目。其它的项目赚钱再多，我们也不建设。” 另一个与大炼油相关的是丽东化工项目。丽东化工是青岛建立石化基地的先行性项目，今年5月22日正式投产。 据媒体报道，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由韩国GS集团、阿曼国家石油公司和青岛红星有机化工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总投资额约6亿美元，是山东省内一次性投资最大的外资企业。在5月22日的投产庆典上，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阎启俊等当地领导和韩国驻华大使、韩国GS加德士株式会社会长兼青岛丽东化工董事长、阿曼国民经济大臣、阿曼商业和工业大臣、阿曼驻华大使等要员出席，可见各方对此项目的重视。 记得以前在青岛新闻网的“青青岛”论坛里，曾见过一些质疑这个项目的帖子，其中有张照片据说是丽东化工附近的一个居民区，与企业相距仅几百米。可惜当时没有存住这张照片，现在再搜已经找不到了。 受厦门PX事件的启发，这次我特地留意了一下丽东化工的产品，公开报道里是这样写的：“该公司年生产芳烃类产品能力100余万吨，预计年销售额10亿美元以上，产品广泛用于化纤纺织、塑料、医药、建筑等领域。”丽东公司的专业人员解释说，“芳烃是芳香烃的简称，是指分子中含有一个或多个苯环的烃类。” 也就是说，这个丽东化工生产的是与厦门腾龙芳烃公司PX项目同类的产品！ 我不知道网友所贴丽东化工距离居民区仅几百米的照片是否属实。但作为一个青岛人，我所知道的是，丽东项目所在的黄岛距青岛市区只有咫尺之遥，乘坐轮渡半小时即到。它所形成的污染以及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灾难，会不会比厦门PX项目更可怕？它所获得的环评报告，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项目虽然也在网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似乎并未在青岛市民（包括黄岛居民）中激起像厦门那么大的反响。是这里人们的公民意识不够强，还是这里的行政力量更强大，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如今，大炼油项目已接近建成，丽东化工则已如火如荼地投入生产。期望青岛的主政者们能从厦门事件中汲取一些教训，对已上马的项目加强监管，对还未上马的项目慎之又慎。 我祈祷，多年以后，仍能看到一个山青水秀的家乡。 11/19/2006 阿拉善一日行记 昨周六，得一日闲暇，与同事诸君驱车自银川赴内蒙古之阿拉善左旗。阿左旗西去银川仅百公里，中隔贺兰山为界，此亦内蒙古宁夏之省界。左旗系阿拉善盟治所驻地，县城名曰巴彦浩特，汉译“富饶之城”。
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西端，北接外蒙古，西连甘肃，东南毗邻宁夏。全盟仅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及额济纳旗三旗，人口不足20万，地域竟达27万平方公里，几近苏、浙、宁三省之和。阿盟素以大漠戈壁、黑城遗址、胡杨林、航天城等古今胜迹闻名，人称“中国秘境”。 银（川）巴（彦浩特）公路既宽且平，往来车辆甚少。沿途戈壁广袤，荒草萋萋，极目四望，心胸为之豁然开朗。中途穿贺兰山脉而过，实为一山间垭口，不觉险峻。 入左旗境内游广宗寺（南寺）。此寺深居贺兰山腹地，相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逃亡并圆寂后，弟子藏其法体于此，遂成藏传佛教圣地。 广宗寺依山而建，白墙彩绘衬以峰峦叠嶂，碧空下各色经幡哈达随风起舞，美仑美奂。时值旅行淡季，游人寥寥。一老僧立于大殿前，面色黝黑，眼含微笑，见我等拾级而上，便合十致意，默默引入殿内，焚香燃灯。既无大声招徕，亦无强拉硬扯，人皆自生虔诚。树军叹曰：此“润物细无声”之境界也。 成刚云，若夏秋时节登贺兰山，可见草木茂盛，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如视觉盛宴。相约明年择日再来。吾则不以为憾，毕竟西北风物，惟苍凉之美非内地可比，冬游贺兰，自然别具风情。 午抵巴彦浩特，成刚、何玲回归桑梓，恋乡之情溢于言表。小城建筑简朴而不失整洁，人烟稀少却仍显繁华。蒙何玲之同窗旧友盛情款待，大排宴筵，佐以美酒欢歌，一番畅饮，快意而终。
↑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明长城遗迹，出了这道城就是真正的塞外了
↑贺兰山下的宁夏与内蒙古界碑
↑背依贺兰山的广宗寺（南寺）大殿
↑吉祥崖上挂满了哈达（以前只见过白色、黄色的哈达，这种蓝色的还是头一次见）
↑南寺附近的这条山脊形状奇特，传说原为一作恶的大蟒，后被僧人收服
席间唱歌助兴的蒙古族歌手（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男歌手的本职是警察，唱歌是他的副业） 11/12/2006 30℃的冬天下午抵达银川，入住解放西街的虹桥酒店。看天气预报，这里的气温跟北京差不多，低1℃左右，但实际感觉比北京还暖和些。 据说银川11月初就已开始供暖。我住的这个房间热得近乎窒息，穿一件单衣还直冒汗。仔细地瞅了瞅桌上的温度计，my dog——oh no，my god！竟然高达29.5℃！害得我不得不打开制冷空调，总算稍微好了点。这不是在人为地制造能源浪费嘛？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每个城市都这么机械，能不能根据当年当日的具体情况来调节供暖呢？比如，在气候偏暖的年份推迟一下供暖期；气温较冷的日子可以烧得热点，气温高的时候就烧低一点……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这家酒店的最大好处是：房间里不仅有宽带，还有电脑，ACER的，很好使。朕心甚慰！ 刚刚看了王三表调侃张艺谋的新博。故事的背景是老谋子伙同杭州市当局搞的《印象西湖》工程，因为涉嫌破坏西湖景观和地质环境而遭到舆论质疑。虽然三表哥前一向弄出的那个博客“装死”事件让我对他有些成见，但他的恶搞天才还是值得称道的，今天这篇博客尤其精彩。只是不晓得，老谋子会不会像凯子歌对待馒头胡那样跟三表兵戎相见呢？ 不管怎样，给个链接先：http://www.wangxiaofeng.net/?p=569，隆重地推荐一下。 11/8/2006 谁的百花奖？几天前看的那场2006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重播）令我很不爽。倒不是因为获奖的尽是些一两年前上映的过气影片以及沉闷枯燥的主旋律片——对此咱们早已见怪不怪。最可气的是今年实行的投票办法： 本来嘛，既然叫“大众电影百花奖”，就让大众们自由投票，尊重民意的选择好了，可主办者非要搞什么创新改革，从100多万参加投票的观众当中挑选出99个到晚会现场，担任当晚的大众评委。这99个评委的投票结果具有最高效力，甚至可以推翻之前那100万观众的投票。 不晓得这100万名观众事先知不知道这个规则，如果知道，他们还会这样积极热情地参与投票吗？反正投了也是白投，最终还是99个评委说了算。参与投票的惟一好处是有一万分之一的机会被挑选出来成为评委席上的一员。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一万分之一是怎么被挑选出来的？ 据媒体报道，主办者在解释这次投票改革的原因时说，以往完全由大众投票的做法容易出现偏差，不能真实地反映民意。——这就叫人听不懂了。是99个人更能代表民意，还是100万人更能代表民意？如果说大众投票可能出现某些参选人“收买”投票人的情况，那么是100万人更容易被收买，还是99个人更容易被收买？ 况且，人们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万一不是由参选人自己而是由主办单位出面从事收买行动（以使投票结果有利于他们希望获奖的参选人），那这99个由主办方挑选出来的评委岂不是太好控制了？ 难怪在此前的网络投票中一路领先的李冰冰小姐当晚落选后哭成个泪人，这摆明了是在把人当猴耍嘛——观众被耍了，大腕们也被耍了。 记得去年举办超女时，舆论曾经热议：超女投票算不算中国民主选举的预演或雏形。反对者认为这种评价过于“拔高”了超女。我倒觉得超女评选与政治民主很有可比性，至少在娱乐性这一点上——环顾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地区），政治越民主，娱乐性就越强。 而且，平心而论，在评选制度的设计上，尽管超女的短信投票有“金元民主”之嫌，但它在电视观众、现场专家评委、大众评委三者之间构建的相互制约关系还是相当巧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评选的公平公正。 这几天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我们这里也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同样都是选举，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滴，就像超女和百花奖。 链接：提高我们的审丑能力——连岳评美国中期选举 http://rosu.spaces.live.com/blog/cns!F99F5DEEC961D45F!7768.e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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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House是此行最中意的一家旅店
陈丹青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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